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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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她们浓妆艳抹，把用双氧水洗过的头发梳得老高，穿着短裙和袒胸露背的上衣，挖空心思把她们女性的妩媚摆出来招摇过市。这些穿着高跟鞋、迈着马一般步伐的女人似乎在给人一种暗示，表明她们忠心耿耿，随时准备效劳。应该说，正是她们才得到占领者的赏识。巡逻队的军官不要她们出示证件，如果哪个军官彬彬有礼地询问她们的住址，那也和他的警察职务毫无关系。
因此，埃莉扎就选择了这种在目前条件下最为合适的保护色。
埃莉扎要在报亭边同那个人接头，把一张宇里行间写有密码的报纸交给他，但她并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敌后执行什么任务。
无论他是谁，埃莉扎只须准确地完成任务就行了。这任务看来简单省力，不费什么脑筋。她只要在约定的时间走近报亭，把报纸卷儿放在柜台上，然后离开即可，甚至可以不看那人一眼。
在总部制定的行动计划里，每个细节都有它的意义，就象一部大机器里的细小零件一样：如果某个零件不能按照严格的规定发挥其作用，不能和其他许多零件搭配一致，那么这部强大的机器就不能运转，就要停顿下来。
埃莉扎迈着碎步在元帅大街上走着。染上墨汁而变硬的睫毛象一个刺圈围绕着她那双神情抑郁的眼睛。只有这双眼睛的颜色是没有经过伪装的本色。她准确地计算着时间，脚步不快也不慢，几乎同时和那个她不必记住外貌的人来到了报亭。埃莉扎把那卷儿旧报纸放在柜台上，买了两张明信片，放到涂布手提包里，离开报亭时不经意地朝卖报老太太笑了笑。可是老太太认为，一大早就和这么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微笑实在有损自己的尊严。
那个翻阅周报的人把周报和埃莉扎放在柜台上的报纸一并拿起来，付过钱，头也不回地朝街对面走去。
这时报亭的小间突然打开，从里面快步走出一个男人，右手插在带风帽的风衣的前襟里，急急忙忙跟在买周报的人后面走去。他的举动带有明显的职业特征，使埃莉扎猛然感到，刚才几分钟内受到她保护的那个人已经面临危险。她毫不犹豫地把漆布提包往铁丝编的垃圾筐里一摔，就向那个穿风衣的家伙奔过去。埃莉扎赶上那人，抓住他的胳膊高喊道，就是他刚才在报亭边偷走了她的提包。
此人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但是埃莉扎巧妙地抓着他，并不示弱。俩人扭打起来。这时从街角驶出两辆摩托和一辆汽车，汽车侧面和背后的玻璃都涂了颜色。埃莉扎被扔进汽车带走了。这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过路人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几小时以后，一名警察对报亭老太太说，被抓走的是个街头女贼。
这就是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当天晚上杂耍场尼柯尔小姐的精彩表演被取消，代替她的是一名跳火炬舞的女艺人。
在刑事警察特工人员当中，魏斯认识一位亚当先生。此人过去是华沙的著名密探，专门为显要人物寻找失窃的祖传珍宝。窃取这一类东西的通常都是职业大盗。亚当先生摸清案情之后，就同他们进行谈判。结果宝物的主人拿出适当赎金收回原物，而亚当先生从双方获得一笔满不错的酬款，数目足够维持两个女儿进中学的费用，甚至还能有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华沙被占领后，他仍操旧业，因为他妻子是德国人。只是如今干这一行没有过去那样的收入了。他成了一名普通街头巡警，职责就是在自己管辖的街区内保护那些原波兰人住宅中被德国占领当局据为己有的财产，以防被盗。
魏斯常在波隆斯基先生的小酒馆里请亚当喝上一杯。亚当慢慢呷着白酒，为了表示谢意，就向魏斯讲一些刑事犯罪方面的新闻和警察部门的是非。魏斯有时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情况。
这天晚上，亚当向魏斯讲了白天在报亭边抓住一个姑娘的事。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以那个姑娘的身材外表，真不应该上街做小偷。要是她认识个规矩稳重的人，譬如象他亚当这样的，就能给她指点一条诚实的正道儿。只要安排一下，让她接待军官先生，她就会门庭若市。虽说前线军人是些粗人，他们习惯于硬拿东西不给钱，可是对待干这一行的女人却规规矩矩。如果发生了什么误会，那也不是钱财上的原因。
魏斯隐隐地有些不安起来，他请亚当打听一下这个女贼送到了哪个警察局。
争二天，亚当报告说，华沙没有一个警察局登记这个姑娘。
此时魏斯已能肯定，亚当讲的这个“女贼”究竟是谁了。
魏斯通过亚当打听到的唯一消息，只是抓走埃莉扎的那辆警车的特征和号码。
总督管辖区的一切部门都没有这种型号的汽车及类似的车号。这辆车的车顶和车帮上漆有红色十字，但它不是救护车。就象盖世太保的汽车一样，在它的发动机盖上有两块橡胶垫子，可以折回挡风玻璃，便于追击时从前排坐位上开火。后面车门上有几个狭窄的射击孔，周围是闪着青光的防弹玻璃。看样子这是一辆装甲车。
象这种伪装成普通救护车的装甲车，只有帝国领导人希姆莱亲自掌握的保安局特别分队才能使用。
是的，魏斯要好好考虑一下埃莉扎失踪这件事。巨大的危险不只是威胁着埃莉扎一个人。
第五十一章
这一时期来，亚历山大·别洛夫已经在敌后建立起一个目标明确、组织稳固的情报网。
建立这类组织，要求情报人员不仅具备组织才能，精明强干，熟悉业务，还要精通人学。因为捉摸人的心理特点如有微小的差错，其后果就象扫雷工兵疏忽出错一样。导致工兵死亡的原因很多，但确定究竟是其中哪一个原因引起了爆炸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凡能说明这场惨祸真象的一切痕迹都不存在了。
近来，瓦利司令部的间谍破坏行动连连遭到失败。这说明约翰·魏斯及其冒着生命危险发展过来的那些合作者工作得相当顺手。
希姆莱派一些反间谍老手到瓦利司令部来调查原因，于是这里的局面骤然变得危险和紧张起来。无论是司令部的长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面临着一种威胁。瓦利司令部一切有关人员——无论是长官还是间谍学校教员、警卫人员、学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仔细的审查。一切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下。魏斯同自己人接触越来越困难。危险时时在窥伺着他们，也在窥伺着魏斯自己。
情况变得如此复杂，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魏斯费尽心血在瓦利司令部建立的秘密系统，是应该把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应该暂时停止活动呢？
当然，也可以完全潜伏下来，静静等待，直到反间谍人员停止调查。时间一长，他们会逐渐泄劲，放松警惕，到那时候反间谍小组就不再监视某个“犯错误”的对象而去注意别的人了。
也有另外的办法可以摆脱目前的处境：寻找机会转移到另外的场所，继续活动。
魏斯选了后一条路。
他命令祖鲍夫及其国际小组积极行动起来。祖鲍夫利用布丽基达把小组里的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分别安排到她的熟人家里当仆役。这些人白天老老实实地当厨师，扫院子，干花匠活，晚上则在祖鲍夫率领下采取暴力行动。根据魏斯的建议，他们把一部分行动诡称是一个叫做莱姆的秘密突击队员同盟干的，扬言这是向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复仇，因为该同盟的领导人被处决了。
至于军用列车及弹药燃料仓库被炸，则是匿名的行动。
在瓦利司令部指挥人员会议上——柏林来的保安局人员也参加了——作了如下推测：可能敌方侦察人员已探明瓦利司令部的驻地，并对它布置了监视。军事谍报局人员、瓦利司令部领导人自己是这样设想的。但保安局代表却认为，这更象是零星的波兰抵抗小组干的一部分恐怖行动。
经过长时间争议，最后还是决定将瓦利司令部迁往柯尼希斯贝格地区。
保安局的调查委员们对瓦利司令部及其所辖间谍学校的规章制度表示满意。他们与军事情报局人员共同签署了一份调查记录，附在给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的报告中，当时希姆莱对瓦利司令部的状况正深感不安。
尽管希姆莱对卡纳里斯十分反感，很想暗算一下这位海军上将，但在这个事件上帝国利益还是高于一切。
由于魏斯及其情报网开展的活动，军事情报局人员不得不离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华沙市郊别墅区，迁移到多石多风、气候潮湿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一迁移带来的后果还不只是个人生活上的不便。重新部署瓦利司令部的整个系统需要相当时间。实际上这等于使一个最重要的德军谍报机关长期失去战斗能力。
这一间歇给瓦利司令部正常工作带来的危害相当于一次巨大的破坏活动，损失严重，难以估计。
随着司令部人员和财产的转移，魏斯在军事情报局内撒下的情报网内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挑选和训练的人也都一个不少地转到了新地方。这对魏斯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了。这些苏联人，魏斯的助手，将在新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管瓦利司令部是在华沙近郊环境舒适的森林里，还是在柯尼希斯贝格地区多石的土地上，苏联情报机关都能随时了解它那混凝土暗室中酝酿着的一切阴谋。现在，瓦利司令部驻地的围墙已不是木墙，而是高不可攀的钢筋混凝土墙。这也不打紧，在围墙里边有我们的人，有苏维埃人。
瓦利司令部的技术实验室里有个名叫彼得·希梅尔的化学技师。他在这里已工作了一个多月，是一位制造密写墨水的专家，同时负责指导学员使用这种墨水。
他是国家社会党老党员，上过前线，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负了重伤，出院后被安排到军事情报局系统工作。
他为人古板，沉默寡言，然而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荣膺的两枚铁十字章——一级、二级各一枚，足以说明问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全家在苏联海军航空兵轰炸柯尼希斯贝格时遇难，因此大家都能理解他的忧郁和孤僻。
这个彼得·希梅尔真名叫彼得鲁斯·马图索夫，他板着脸孔，三言两语向魏斯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并交给他一封总部的短函。
原来，马图索夫在战争初期和一批白俄罗斯肃反人员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活跃在敌后。后来他调到游击队司令部工作，指挥一支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住了一个时期医院。伤好后参军入伍，在一所收容德国伤病战俘的医院里当看护兵。他懂德语，看守德国官兵比较方便。作为一个志愿去敌后工作的人，他还借此了解到一些需要了解的情况。
这样，他不仅提高了医疗技能，也增长了情报工作才于。这时他选中了一名履历适当的德国战俘作为他的原型。
后来马图索夫被送过战线、通过秘密接头点进入瓦利司令部担任上述职务。
马图索夫逐渐熟悉工作之后，魏斯便看出，如果有朝一日他要把职务——不是在瓦利司令部担任的职务，而是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应当执行的任务——移交给旁人的话，那么马图索夫将是一个最可靠的人。彼得·希梅尔完全能够胜任已晋升为中尉的约翰·魏斯所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