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医-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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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说：大夫，您为什么不开一个诊所呢？
我说：是的，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作为家族的承袭人，每年的寿礼足够一家全年的生活费；每月还拿一点儿工资。这就知足长乐了。从2000年开始，我就不在医院坐门诊了，改用电脑回答咨询了。因为坐门诊看的病人很少，不如电脑咨询的病人多。而且三分治七分养不赚钱，很难维持医院的开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大陆开诊所要交纳很多费用，而且刘家看病不收挂号费；如果交纳昂贵的管理费，那么就得不偿失。
过去，天津水阁医馆不收挂号费，挂号只是排队候诊的号数。过去，我父亲也不收挂号费，病人坐在屋里自动排队。过去，我在医院当大夫不收挂号费，领导是不允许的。后来我当了院长，就不收挂号费；病人要拿号数牌，等着护士叫号。现在，我每天要回答电话，回答电子信箱，没有再多的时间接待病人。至于每天接待十几个病人，由于是免费的；因此我一边儿回电话，一边儿接待他，他也不会提意见。
因此，开诊所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可是我能够不劳动而获得大钱，连上班都懒得去。你说我为什么开个小诊所，去挣这么一点儿辛苦钱。当然如果我的族人都死光了，那么我就不能当寄生虫了，我要想办法挣钱了。但是我的族人吃＇养正散＇活得很好，很多人在美国、英国、法国都是亿万富翁，而且繁衍后代昌盛；你说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因此我看病，只是为了承袭祖业，没有远大的理想。即便是承袭祖业，我也要和儿子，每天下午步行十公里热身，然后去健身房负重锻炼身体。你说我开个诊所，还有闲功夫吗？
病人说：大夫，您使用远程咨询，指导病人治疗是不是不正规？
我说：错了。使用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进行远程服务，在国外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例如，学习知识、购物定票、银行储蓄、医疗服务、法律咨询、……。但是在中国大陆，人们还是习惯于面对面的服务，并且认为这是正规的；其实这是相当落后的。有些中国大陆人，不去仔细阅读我的网站，也不使用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进行远程咨询。而是坐飞机找我咨询，说了几句话又坐飞机回家了。弄得我莫名其妙，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这是中国大陆人，办事少慢差费的一个原因。
由于有些中国大陆人，丧失了自救能力，因此认为住院进行三分治七分养，才是正规的。原来，我的研究院下属三个小医院，使用三分治七分养不赚钱，只能收取床位费。而卫生系统的床位费是低廉的，因此医护人员的工资成问题；因此只好关闭这三个小医院，改为研究室。但是如果卫生系统的床位费与饭店相同，那么这三个小医院可以重新开放。不过，那时候许多中国大陆人，可能又住不起了。
病人说：大夫，您为什么住在天津？
我说：是的，我们老家在湖北咸宁。后来祖辈在北京当太医，于是全家搬到北京。再后来，清朝末代皇帝跑到天津，于是我们家搬到天津。再后来，清朝末代皇帝跑到长春，我们家就不走了；因为我太爷爷刘连仲，在天津购置了大量的资产。日军侵占天津之后，家族的许多人都跑到重庆去了；我太爷爷没有跑，因为家族的承袭人不能跑。结果我太爷爷被日本宪兵队打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家族的许多人都跑到美国、台湾、香港去了；但是，我爸爸没有跑，因为家族的承袭人不能跑。不过，我们家至今保留着湖北人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排骨炖藕、爱吃腌艽头、爱吃臭豆腐干。我出生在天津，上学在北京，大学毕业去了甘肃，后来调回北京。可能是从小在天津长大，我不习惯北京和甘肃的干燥气候。因此把家还是安在天津。只是每个月去北京上几天班，不然不发工资。
病人说：大夫，刘家药行能不能设在中国大陆？
我说：是的，原来刘家药行就在天津水阁医馆。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之后，我太爷爷刘连仲担心日军捣乱，就在香港开了一家药行。后来不幸而言中，天津水阁医馆被日军查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水阁医馆又被没收了。我想再建一个药厂，但是各种莫名其妙的费用太昂贵了，不如维持香港的刘家药行。家族的许多人，也不敢在中国大陆投资，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可是我们家的药行设立在香港，而由我作总监，负责配制专利成份，这是很不方便的。怎么办呢？过一天算一天吧。
由于香港刘家药行只是继承祖业，也是奉行不谋利的宗旨；因此其产品只是讲究一个精字，而不追求产量。完全靠美国的合同的多少，调节产量的多少。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假冒的刘家药行的药品。这些药品的外观与刘家药行一模一样，但是疗效不同。比如，吃了假＇控岩散＇之后，没有牵拉感，更不会缩小肿块。不过刘家药行并不追究，因为谁爱上当儿，谁上当儿。
病人说：大夫，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东西太多了。怎样才能不受骗？
我说：是的。我每天要收到四五个传真，邀请我去你们人大会堂开会。邀请单位的名称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中国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什么中国卫生部医药研究和发展开发中心，什么中国药学研究中心，……。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钱；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这些会议有什么用处呢？举办者说给你出书，给你发奖，让你出名。然而你交了钱，出的书只有你自己看；然而你交了钱，得的奖只有你自己欣赏；然而你交了钱，买的名誉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是骗人。
国际也是如此。你给香港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紫金花奖；你给泰国的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国际金奖；你给西班牙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骑士奖；……。奖什么呢？随便你自己说，你是造酒的，就说是造酒金奖；你是造鞋的，就说是造鞋金奖；你是造药的，就说是造药金奖；……。无非是糊弄老百姓。
苍蝇不钻无缝的鸡蛋。如果你不要虚名，那么就不会受骗。因此每天我都要与各种要钱的电话纠缠。最后我只能说我老婆死了，每年都要烧纸钱；我还剩下几个纸钱，你要不要？你要真钱？对不起！我没有。
不过世界上也有不要钱的奖，那就是联合国奖。得这个奖就难了。如果中国大陆谁发这个奖，那么别忘了，给我留一个。有些真正的国际会议也是不收费的，即便是食宿交通也是举办者支付，那才是真正讨论问题。与会者都是认真发言。
至于医院骗人，这是中国大陆的独特问题。因为现在医院层层落实经济承包制度。医生向科主任承包每月挣多少钱，科主任向院长承包每月挣多少钱，院长向卫生局承包每月挣多少钱，卫生局向卫生部承包每月挣多少钱。完成承包的钱，发工资；超额完成承包的钱，发给提成的钱；因此一个医生如果骗得好，一个月可以拿几万元；而不愿意骗人的医生，那就惨了，只能拿几百元。因此不愿意骗人，也得骗人；不然就无法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承包制度，把医生变成了商人。美国的医生会说：“对不起，我不会治。”而中国大陆的医生，几乎都不会说这句话了。其实，每个西医上大学的时候都要举起右手，跟着老师宣读希波格拉底誓言，有一句誓言就是：“我不治疗不会治疗的疾病。”怎么毕业之后，就把这句誓言忘了呢？然而病人是无奈的。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像呢？你少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诊断找医院，治疗自己干。
就好像吃饭一样，你每顿饭都去北京饭店吃，不但吃不好，而且太费钱。为什么不自己做饭吃呢？然而有些人笨得不会做饭，那就没办法了。治病也是如此，自己不动手，只是靠医生，那么当然治疗不理想，也费钱。有人说，自己不会治病！可是现在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还说不会吗？那么你就太笨了。
有人说，中国大陆骗人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政府职能失控了。不是，恰恰相反，目前政府管理的事情还应当减少。政府职能和经济运作还应当进一步分开。任何改革都会出现暂时的混乱。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改革，也是出现了许多骗人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挣钱而尔虞我诈。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骚动的社会风气才平稳。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那时候骗人的东西很多，卖皮鞋的用纸做原料；卖羽绒服的用破布做原料；卖床垫的用麻袋做原料；……。但是人们吃亏上当之后，头脑清醒了。于是，卖皮鞋的、卖羽绒服的、卖床垫的市场迅速降温。这就迫使厂家老老实实制造商品。目前医院骗人又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插手太多。如果医院真正是自负赢亏，而不是上交承包费；而且病人也是自己动手，治疗自己的疾病，那么医院就不敢骗人了。
病人说：大夫，刘家老挨批判，您是不是想移居国外？
我说：错了。中国大陆的许多贪官都跑到国外去了，甚至全家都跑了。这很好，因为跑一个坏蛋，中国大陆就干净一点儿。不过贪官的可恶，不仅仅在于爱钱，而是汉奸的素质。因为爱钱，就容易被收买而当汉奸。你看，当初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谁当汉奸？是爱钱的一些国民政府的文官、是爱钱的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是爱钱的一些地痞流氓。因此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拜金主义，是汉奸的温床。因此贪官必杀而不可留。而只判几年徒刑，是难辞官官相护之嫌。不错，任何一个贪官都有光辉的过去。而正是因为有过去的光辉，他才当了高官，然而这不是免死的借口。因为一个抢劫银行犯，过去也可能是一个杀敌英雄。然而抢劫商业性质的银行的罪犯，要被枪毙；而盗窃国家税库——公众血汗钱的贪官，却在监狱享着清福。真是不可思议。
明朝的官员贪污60两银子，就被剥皮。要知道明朝的县官，每月工资是4两银子。如果1克银子相当于现在的10元人民币，那么4两银子就是125克，也就是1250元人民币，与现在一个县长的每月工资类似。但是明朝的官员贪污60两银子，只是1875克，相当于18750元人民币就被剥皮，确实大快人心。那时候，官吏回乡带回财宝要受到百姓的举报。比如，明朝永乐时期，都御史洪英退休回乡，带回十箱东西，立刻受到百姓的监视。后来他打开箱子，大家看到都是书籍，这才免于他牢狱之灾。又如，明朝正统时期，大学士杨士奇从江西回京，途中只收了淮扬盐运史的4个鸡翅和1盘茄子。再如，明朝成化时期，首辅李贤退休回乡，沿途的县官按例送给他4个鸡蛋，他还退回2个，表示吃饱了。当然后来官员贪污成风，明朝丧失了人心，于是明朝就灭亡了。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大陆，真是太难理解了。
中国大陆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因为腐败的官员之多，贪污的金额之大，涉及行业之广，已经堪称世界之最。这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皇帝任命的官员会贪污，科班考取的官员会贪污，公众选举的官员也会贪污。关键还是中国大陆的法律别开生面；法律把贪污官员，视为一般刑事犯。贪污官员应当罪加一等，法外施刑已是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