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红楼梦里人 作者:周汝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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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何解？欲向张女士之灵拜问，她后来又有新意否？
诗曰：
剥茧抽丝妙绪生，多方待究要聪明。
暂时未达雪芹旨，何必轻加恶魇名。
第十七篇 三部古抄本
在张爱玲心目中，古抄本只有三部是值得详细研究的，即杨藏本（她称之为“全抄本”，一个不太通的名目）、甲戌本、庚辰本。她不同意今存之《甲戌本》（过录本）是文字最早的本子，认为其中有较晚的迹象。然而她又称之为“一七五四本”，还是承认了“甲戌本”这个概念，即现之《甲戌本》基本可以代表那一年确曾写定清抄一部脂砚重评——此本实有多少回，可不必先行“判”、“议”、“争”等等麻烦。
这个“一七五四本”上独有《凡例》五条，别本绝无“凡例”一栏目，只有其中的第五条，而其位置形式是第一回回前总批，有的低格抄写，尚可识辨；再后抄手不予低格写，遂混为开卷之“正文”了。
仅仅这一处歧异之现象，就成了版本专家的“聚焦”之点。有的宣称此乃“书贾伪造”！有的说《凡例》最早，是后来此本损坏后残存第五条，不知是“凡例”，便形成了首回回前总批。而张爱玲说不然，这“凡例”是脂砚编整后加的——好像是也不排除又出了一个“畸笏”也作了“加工”，等等云云。
哪个意见对？这全然不是本书的议评之目标，更无硬断之意。只是借此略窥张女士的思维方法、研究精度。
比如，在《甲戌本》之《凡例》中，此第五条中的“作者自云”叙至“……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这个句法里，重叠“赖”字，一般人读了即不甚习惯，如加以“新式标点”（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才借来了洋文的标点，当时如此称呼），那就是：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
或将“冒号”改用“——”（破折号）也无不可，总之，不是不通。个人文字习惯，是允许的，也能让人读懂的。
但到此本以外的抄本，就一律改成“……已往所赖天恩祖德……”了。
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如果原是“……所赖天恩祖德”为最“早”句法，那么“脂砚后加”的《凡例》一定化简变繁，非写成“……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云云。有这种情理吗？
恐怕常情是不习惯重复“赖”字，这才将句法改造，字数减了，文句简洁了——这该是晚出的现象。
在我看来，本来是“早”的简捷句法，没有什么不好不妥，绝没有把它变为罗嗦的不为人习惯的句法之必要；反过来，只能说原先“罗嗦”，整理者才托它简化起来。
还有，甲戌《凡例》以外的“作者自云”的结尾都有“故曰甄士隐云云”“贾雨村云云”，初读再读，皆莫知何义，十分糊涂。及阅《凡例》，方知此是解说回目，本来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全句分明，了无令人纳闷之处。这又可知，整记者、抄录者，为了省事，方将回目全文略去不写，以“云云”代之。
我的推理看法和她的意见哪个符合事实？料想各有同意与反对者。但如果是她对了，就是《甲戌本》上《凡例》是最“晚”的添加物，至今发现的所有抄本开卷的“作者自云”的形式，倒扫数是采用的旧样子——本子都晚，而开卷这一“自云”，却那么一律的“最早”。这合理吗？
诗曰：
书贾新加为哪般？不然脂砚又生澜？
如今来测当年意，自信探骊恐亦难。
第十八篇 曹雪芹写自己
张爱玲说得“是创作，不是自传”，原来与我料想的考论内容完全不同。原因是她的“自传”的概念没有弄清白，于是将它与创作“割裂”而且“对敌”起来。这是其一。
其二，她又用了自己独特的“推断”的“结论”来证明来论证雪芹作书“不是自传”。她绝顶聪明，也过于自信自是。
第一，“红学”上的“自叙传说”从来也不是针对“创作”而提出而考论的。
“自叙传”之说，是指中国小说传统自古以历史题材、以写人（古人，别人）为主，不是自己借小说写自己，更不是“暴露”“家丑”和本人的“隐私”。中国的小说本质是“史论”而被之以小说的外表和装饰打扮——所以叫做“演义”。此二字方是中国文化上的“小说观”，中国人看小说的眼光与心态。
这与西方的fiction和novel很不相同。“演义”这个词语，本身正即相当于现今人所知所用的“文艺创作”。
质言之，有素材，有艺术——这才异于史书史传，异于碑版、行状等记事之文。但它本质是史之一支，故称“外史”、“野史”、“稗史”，以与正史、官书相区别（又相映照）。
曹雪芹的“作者自云”也无此义，他明言是将其亲见亲闻（历历有人，闺友闺情——自身的经历、感受、悲欢、理念）“敷演”成一段故事！
敷演，即演义的同一词义，微变一字而已。一方面是亲自的感受，一方面是“敷演”的文体——正即今日人人习用的“素材”与“艺术”，内容与手法。
“自传说”是说：雪芹写的不是张三李四，是自家自己。
这一点，其实通观张女士之书，其基点全建筑在“自传”上，清清楚楚，确确凿凿——然而，她又在文句上表示自己“反自传”！
这位大作家，学贯古今中外，竟然如此地将基本文史概念随波逐流地混搅起来！真让我吃惊，难信。
——这也罢了，再看看她所谓的“创作”，又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繁琐考证”式的将《红楼梦》的现存整体全部拆碎，以她自己的论据来展示写作的增删、修改、替换、拓充……，还外带着一个“分身法”。
把这（包括她的若干揣想假设）叫做“创作”，以与“自传”来对立互斥，我真没料到张爱玲有此一段“文艺理论”。
例如，她认为（考明）檀云本无其人，是有一回需要“代替”晴雯才“产生”的。
又如，据她所考，金钏是晴雯的“分化”，所以同为自尽（我早年已疑晴雯是自沉，投于芙蓉池水，故祭她必在池畔。此意见拙著中）。她又说小红也是晴雯的“分身”……。如此等等。
她说，这是“创作”，所以不是“自传”。
这个逻辑，可谓奇极。
曹雪芹当日为这一巨大文学工程“下线”，就是早就决定了的：以脂粉英雄对绿林好汉，是代表数均为108位，构成对仗。大石高12丈，特批照应正钗；长宽各24丈，4×24=96，照应众副钗。96加12，正是108。108女儿悉列《情榜》中，每一排12位，9排正合108。如照张女士的“扩”、“分”、“增”、“化”……这样多次加加变变，那大石预示的108又往哪儿去了呢？
其实，108位女儿者，也是“创作”，雪芹以此创作而独创了“自传”（清代人已称之为“自况”了），并非“势不两立”的文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何尝是个“问题”。
诗曰：
通人偶尔一时迷，自传何尝义若斯？
概念纠缠岂送爽，堪嗟立论枉为奇。
第十九篇 “破灭感”
张爱玲的第三“详”，结论就是有早稿，有后改后加的，后加是“虚构”，所以是“创作”不是“自传”。
她对各抄本的年代先后，先作了考据，然后以此（她的年代见解）为底基来判断“改”和“加”。这些她讲来不犹豫，不谦虚，不仅“如数家珍”，简直就像她曾随从曹雪芹，亲见其写作全历程，委曲详尽，一丝不落地按回按人按事都列出了“账目”。
也让人惊佩，也让人担心。担心的是：那么自信，保得住不犯大错吗？
举一例以易说明愚疑——
她说宝玉挨笞挞原在先，湘云来住、回家，宝玉送到二门，湘云回头含泪叮嘱表哥：提醒老太太常去接我（来住）。此处有脂批云：“每逢此时，就忘却严父，可知前云‘为你们死也情愿’不假。”
于是她就认定：批语引的是宝玉被笞后的誓言，今反在前，可证被笞原稿的位置比这要“早”云云。
这么一来，依她的意见，曹雪芹的书稿是下象棋，可以“挪格子”，随时重“摆”的。
她是否忘了，甲戌本第二回有一眉批，早已表白清楚：
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砚之批，亦有脂砚取乐处。……
可知作批不是一次完成，更不是必定每条每句都是由首到尾、鳞次栉比、按部就班，不许有“通融余地”的。
事实上，批者反复读，每读不一定从首页直到末页，每读更不一定每处加批。那是前次未批，今次忽于此有感，忆起书中某回某语，与此有关联，于是提笔“辄加数语”——此“加”可在所见关联处之前，也可在其后。这次重读到湘、宝之情，便忆起上次读宝玉笞后“为你们”，其中包括了湘云，批书人受了新的感动，乃于此句“辄加数语”。
请问：这是常态，不是机器，板定的操作工序，颠倒不得！就凭了这，她硬“判”书稿情节是“大搬家”式的“浮动”的东西！
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敢盲从的。
与此差不多的，她喜欢凭一字的写法、一批的有无等等来判断本子的年代先后。她似乎同意某人，认为“甲戌本”上出现了比“甲戌”晚的批语，就无可移易地证明此本绝非“甲戌”本，应是晚了多少年的抄本，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本子如在脂砚手边未曾离去，那他＇我考证是她，女性＇完全可以随时随手增批并落款纪年。怎么可以只凭一点而定全部？不但批，就是正文，如此本属甲戌年抄本，而过后正文的某字某句就在此本上“加工”修饰了——如果此处迹象晚于“庚辰”抄本，那也不等于说甲戌抄本因此就是晚于庚辰的一个“晚出本”。
说“甲戌本”晚出，庚辰本反在前——或此二本的某几回某部分是杂凑拼配的，有偏早偏晚迹象，这也不即等于那本子整个改变“甲戌”、“庚辰”的基本观念。否则，今之所存旧抄本，回数多而无拼配的“整本”几乎是仅有绝无的。
从实际上说，我们通常所称的“甲戌本”、“庚辰本”等名目，是个代表性的方便称谓，指的就是：它大致、基本可以代表曾有那个年月的清抄定本（现存的是过录，过录就会发生不同人手的无知妄改，那就混乱了考年的证据）。
退一步说，即假设张爱玲所“判”条条符合了史实真相，那就让我对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发生了“破灭感”——因为，我原本以为最可爱最可珍的艺术绝作，现在让张女士一考，变成了一堆“破烂儿”，好比一件极美的袍子，一下子变成戏台上叫花子的戏衣，是一件缀满了各颜各色的“补丁”的难看之物。
这是伟大作家曹雪芹这么样地制作出来的伟大作品吗？我只觉得心里难以接受。
这也许是我“面对真人”、“不识吕洞宾”？或“掩耳盗铃”只说没有这么回事？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书中这么“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