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史话 作者:单士元-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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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贮存方砖的“厂”就在北京鼓楼大街路东，方砖厂之名一直存在到今天。在方砖中还有一种大型呈暗红色的，是特意为皇陵烧制的“金砖”，约1米见方。我们今天在定陵地下宫殿所看到的就是这种。不仅体积大而且坚实异常，500余年仍然无损。这固然与长期密闭有关，但也说明当时造砖工艺的高度水平。明代历朝皇帝都在登基后就经营自己的坟墓。这位万历皇帝更为突出，他曾亲自审查这座陵寝的设计和施工，所以定陵工程特别讲究。
除临清砖和苏州方砖外，明中叶后北京附近也逐渐大量生产方砖，南方各窑由于运输原因，无法适应浩大工程的需要。尤其是在劳动匠役无法忍受残酷苦役，窑户逃亡过半时，对皇宫营建产生了重大威胁。因而逐渐形成一种“买办收购”方式，即官督民办，由民间造窑烧砖，官府查验收购并征收税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嘉靖朝以后不独制砖，即在采木方面也是如此。这是明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发的一个侧面。由于这个原因北京附近的砖窑便纷纷发展起来，产地为通州、昌平、涿州、房山良乡等地。以通州张家湾所产质量较好，数量也较多，张家湾是北运河和通惠河交叉之地，这一带泥土经河水冲激，无需再经淘制。尤其是在通惠河尚未淤浅时水运比较便利。由此形成砖窑发展的有利条件。
由于砖瓦需要数量大、运费省，因而窑户获利多。一些经营的官员或工部官僚便投资开窑，或由他们接受贿赂做后台而分利。这些人经常是身兼官府和窑户两方，故偷税、漏税、贪污、中饱、假冒以至侵吞兼而有之。由此也产生了宦官和官僚之间的矛盾。
明代征收窑税的机构是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积局、广源局，各设抽分（收税）大吏1员、攒典1名（稽核检查）、巡军15名（税丁及税井）。每年这批税吏税丁的薪奉是130余石粮。但所收税银多则70…80两；少则50…60两。连这批收税人员的开支都无法维持。当工部官员准备查税时又遭到宦官反对。而后查明，从中作梗的宦官有一个叫王明，本身就是拥有30座砖窑的大窑户。工部官员为了对付这个宦官，想出一个主意，他们声称我们管不了宦官王明，但管得了窑户王明。于是在街头贴出告示：严谕巡军官、民人等，凡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色人等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结果王明三十多座窑的砖瓦一块也无法售出，只好报税。其他权势人物也闻风报税，结果一季所收税银就超过了20万两白银。（《两宫鼎建记》）。从这段官僚和宦官的一场矛盾也能反映出现代宦官政治的黑暗，也说明当时营造制度达到何等腐败的地步。
第四部分
备料和施工——琉璃瓦和其他琉璃制品
四、琉璃瓦和其他琉璃制品
北京城内有两处以窑作街道名称的地方，琉璃厂和黑窑厂。这两处地方就是由于烧制琉璃瓦和黑青砖琉璃制品而得名。明初的琉璃厂属近郊，海王村是从辽金时代形成的村落。烧制黄、绿诸色琉璃瓦的窑址就在海王村迤西，原北京师范大学旧址的水塔至今犹存。上面还镶嵌着“琉璃窑”三个字。就是当初的窑址。
黑窑厂在陶然亭，窑址就在现在的窑台附近。清代仍然在这座窑烧制黑琉璃瓦。康熙朝工部郎中江藻就常驻在这里。陶然亭就是由他命名和题字的。在旧社会陶然亭的一些积水坑，就是明清两代烧瓦取土造成的窑坑遗迹。
琉璃制品中琉璃瓦是大宗，有黄、绿、蓝、紫、黑各色。在建筑上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皇宫各宫殿、宫廷庙宇、坛庙、帝王庙、孔庙用黄色；亲王府第用绿色；郡王用灰瓦镶绿琉璃瓦簷。嘉靖朝以前由于文华殿是太子读书的地方，原用绿琉璃瓦，到嘉靖朝改为黄瓦。其他颜色则用于庙宇。如北海天王殿，东四隆福寺正殿都用黑色。
除琉璃瓦外，脊兽、鸱尾、脊瓦以及九龙壁上镶嵌各色琉璃图像，其他琉璃装饰等，琉璃制品用于建筑成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但这种琉璃砖瓦只限用于皇宫以及皇家敕建的庙宇，一般官僚以及平民是不准使用的，因此也可称为宫廷建筑艺术品。由于宫廷建筑的需要，陶制琉璃建筑器件，便被皇家所攫取和垄断，而生产这些琉璃制品的窑一律是官窑。
北京的琉璃窑除征调工匠外，还调用了大批军工。旧例：“锦衣卫拨军一千名……内拨七百名赴琉璃窑，三百名赴黑窑使用”。按这只是烧窑的军工。由于砍柴和运输更需要大量人力，嘉靖朝曾一次拨官军八千名“赴海子（即南海子，现在约南苑大红门就是它的北门）。听该管内监先将不材稠密枯倒等树剥皮号记，照号砍伐。远近酌量，每军限三十斤至厂”。由此看来这两处琉璃窑，所动用的军工已达九千人。加上工匠役作，当不下万人。
从产量看，据嘉靖时的营建琉璃砖瓦等项共烧一百七十万而缩，计两宫片瓦不少于用九十七万有奇，计剩七十余万。据记载：两窑用柴九千七百余万斤，约银一十四万六千余两（《两宫鼎建记》），仅用柴一项就耗费十几万两白银，那么全部生产费用可想而知。
第四部分
营建北京宫殿的劳动力——工匠
一、工匠
如前所述，永乐四年（1406）秋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就征集全国工匠，“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海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京听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给米五升。其征发军之处一应差役及间办银课等项令停止。”与此同时“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造备砖、瓦，造人月给米五斗。”（《天府广记》）
就范围讲这种征集是全国性的，就工种讲也是无所不包。瓦木工自不待说，凡“百工技艺”只要营建需要，随时都可向各地征调。例如钟楼的巨钟原为永乐初征集铸工用铁铸造。铸成后音响效果不佳，于是再调铜匠重新铸造铜钟。
从全国所征集的工匠都是技术工人，分“轮班”和“住坐”两种。同是雇佣工人，但有定期和长期之分。《大明会典》记载：“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在隶工部，住坐在隶内府内官监”。
这种征集从明初洪武年营建凤阳、南京宫殿和都城时即已开始。朱元璋在《大诰三篇》中载：“工作人匠，将及九万，往者为创造之初，百工技尽在京城。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妻抚子……近年以来，愈见工减甚多，无处役使匠人。”这种无限期征用全国工匠，已经形成苦役。在营建凤阳时，曾发生过工役暴动事件，为此朱元璋曾杀掉大批工匠（《明中都城考》）。到秦作工部侍郎时创立了“立定限期、编成班次，使轮流而相代之。”的轮换制。由于凤阳与南京两处营建经验，都已在营建北京宫殿伊始，就采取了轮班代替的方式。建中都时是“定三年为班”，但未实行，而后改为“量地远近为班次。率半年更代”。
到皇宫和京都营建完工之后，征集工匠仍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明代历朝一直在不断重建、扩建，而且修建历朝皇陵。同时皇宫每个御用供应机构仍然需要大批工匠、内府工匠，多时达一二万多人。仅光禄寺的厨役多时达五六千人。其他如军器、石作、木作、铁作、铜作、织造、花匠、文玩以及各种器用造办应有尽有。据《明史·曾同亨传》记：“……内府工匠，隆庆初数至万五六千八百人，寻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滥增不已”。由此可见整个皇宫以至其中器物，乃是全国历代工匠劳动的结晶，并非一时一地的产物。
第四部分
营建北京宫殿的劳动力——军工
二、军工
这是一项巨大的劳动力。明代建国以后举凡营建都城、皇宫、皇陵、诸王府第以及开挖河道等，无不动用军工。北京营建国都伊始，最多时曾征调过七万军工投入各个工地。一般说来，军工所从事的多属壮工劳动，如搬运、烧砖、砍柴、土方等等。
明代军工有如下几个主要来源：
1京营或称营军，即首都驻防军，名“三大营”。一为“五军营”，包括步兵和骑兵，分中军、左右掖军、左右哨军；一为“三千营”，都是骑兵；一为“神机营”，拥有火枪、火炮。这三大营分驻北京近郊。在出征、出操之外，还作为军工从事营建。
2卫军，系禁军，属羽林军。原为三千人，由于分为武骧、腾骧、左卫、右卫，称四卫军。卫军由太监担任最高统领，和宋制殿帅相似。但明代卫军也参加一部分营建工程。由于太监直接指挥，所以更腐败一些，“诡冒者众”。弘治间诡冒者万四千人。所谓“诡冒”就是四方逋逃冒充禁军。除流氓痞棍盗匪外也有以老充少，以弱充壮以及坐吃空额或挂名拿饷之类。这一类卫军，到明中叶后不是营建军工主力。由于工匠人数较多，于是虚报吃空额、假冒就成为主管太监、官员以及工头贪污的手段。照约夫匠众多，该官员役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杂、病、残疾人夫，希图塘塞。”（《两宫鼎建记》）。同时又在发工资时利用白银、黄钱的比例差价进行剥削（见前）。至于剋扣、拖欠就更不足为奇了。从圣旨看似乎是每人米五斗、钞三锭，但工匠所得绝不会实得。
3班军，即各地驻防军。明代在全国南北各要地设三百多“卫”（如天津卫、威海卫等），设都司卫所。自永乐中调附近官军（轮）番上京师。后遂为故事。河南、山东、南、北直隶，俱京师咽喉；山、陕又中原形胜要地。各处官军轮流上操，本地无军可守，后盗入商洛，镇巡官欲赴救，无军可遣。山东、直隶武备单弱尤老，以故盗贼纵横，莫可禁御……。备操官军在京，止备工作之役。不若省行粮之费，以募工作。何忧贫之？这是嘉靖兵部尚书李承勋的奏本（载《明臣奏议》）。
从这段记载可知，明中叶后班军主要被用作营建工役，以致地方无备可守。所以兵部官员拟请募工代替军工。但这一建议未获实行。到明末班军数量越来越少，班军由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崇祯时止二万有奇，而且势家私占，大半被权势豪门调去营建私宅。
4民夫。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除向农民收租外，还无偿征调农民出工、卫边。在明代征调民夫役作相当繁重。按《大明会典》工部夫役条载：“凡起取夫役，洪武元年定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二年。置直隶应天府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其夫赴京供役，每岁率用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田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其资费每田一亩出米二升五合”。
虽说记载如此，但实际上有时按户出工。明初营建宫殿采运木材，由各省督抚有司就地征调民夫。北京营建宫殿及都城，主要是在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