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之最-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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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同时，他大力提拔和奖掖后进，曾凭借知贡举的地位，识拔善于写
作古文的人才。苏洵、苏辙、苏轼、曾巩、王安石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他是宋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散文、诗、词创作和史传编写及论文评论
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尤以散文成就最高。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他
遵韩愈“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的主张，形成了一种平易晓畅、从容委
婉的独特风格。他的政论性散文，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或斥责保守派，或讽
谏统治者，或同情苦难的人民，或关心国家的兴亡，如《与高司谏书》、《朋
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原弊》等篇。其语言简练，条理明晰，说
理透彻，切中时弊，思想深刻，词锋犀利，一唱三叹，令人深省。其叙事、
抒情散文，委婉含蓄，简括有法，语言流畅，摇曳多姿，风神绰约，颇有感
情。《醉翁亭记》，用自然流畅的笔调，描绘了山间四时景色的变化和游乐
自适的情怀，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其音节抑扬顿挫，给人以
从容舒缓的感觉。《秋声赋》则通过多种比喻，将无形的秋声描绘得变态百
端，可感可触，为宋代抒情小赋的典范。其诗平易流畅，开宋诗散文化、议
论化风气。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黑暗，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食
糟民》，把“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贫民对比，
并对“我饮酒，尔食糟”的不平深感不安。《答杨子静两长句》，更指出了
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是人民贫困的直接根源。那些抒
写个人生活情趣及亲朋间题赠应和之作，也不乏其新颖意境。其词，清新婉
丽，充满生活气息，对宋词的演化有一定影响。主要写恋情游宴，伤春怨别，
抒怀言志。《采桑子》一词，表现了他啸傲湖山、流连风月的洒脱情怀。所
著《六一诗话》，首开诗话论诗形式，促进了后世诗歌的发展。他在史学、
经学、目录学、金石学等方面亦有创获和贡献。
总之，欧阳修以其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和北宋文坛领袖的地位，无论在文
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为宋代及其以后文学的
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家最少的朝代
作家最少的朝代，是统治中国仅15 年时间的秦代（前221—前206）。
秦王朝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箝制
思想，摧残文化。他们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坑杀儒生460 多
人，极大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致使其能称作家的仅有李斯一人。李斯（？
—前208）是秦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初为郡小
吏，后与韩非同学于荀况所授“帝王之术”。学成后，为施展其建功立业的
抱负，西入秦国，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之策说秦王嬴政，深
得秦王赏识，被拜为长史，不久为客卿。前237 年，秦王因发现为秦兴修水
利的专家郑国是韩国派来专事破坏的人，于是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供职的外
籍官员。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于是上书《谏逐客书》，力陈秦王纳谏，取消
逐客之令。秦王看后心悦诚服，不但纳谏，而且任李斯为廷尉。李斯在辅助
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统一天下后，李斯官至长丞
相。秦二世时，他为赵高所陷，被腰斩且夷灭三族。
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其文章多为奏议诏令和碑刻之
作。他在战国末期所写《谏逐客书》，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文中驳斥了秦
凡客必逐的错误，指出用人唯贤和不必限于本土的道理，表现了一位政治家
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文章上承战国纵横辞说的遗风，下启汉赋骈丽的文
风，表现了散文赋化的倾向。李斯的另一篇奏议《论督责书》，文风峭刻，
具有法家的特点。他的刻石铭文，对后世碑铭文有一定影响。他还是一位文
字学家，所著《仓颉篇》，对我国文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最早的政论家
最早的政论家，是西汉文学家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世称贾
生、贾长沙、贾太傅。20 余岁时已精通诸子百家之书，议论风发，被文帝召
为博士。他主张改革政制，并草拟了整套实施方案，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深得文帝赏识。因此，他却遭到了周勃、灌婴等守旧派的谗毁，被贬为长沙
王太傅，4 年后回朝任梁怀王太傅。后怀王坠马而死，他郁郁自伤，年余辞
世，仅33 岁。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常上书评论时政，写了很多政论文章，有《新书》
58 篇，“疏”7 篇。其中《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大
政》等篇，是他著名的代表作品。这类议论文，大都言辞激切，观察敏锐，
分析透辟。他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亡的原因，吸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
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
也。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表现了“民为邦本”
的进步思想。《论积贮疏》一文，提出了使民归农的主张，为解决人民生计
问题而重视农业、积蓄粮食，反对富人奢侈浪费，限制豪强商贾。他的《陈
政事疏》，主张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匈奴侵扰，注重民生，
完善礼制，巩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过秦论》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杰作，主
要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施暴于民、失去民心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给汉文帝政治改革、巩固统治地位提供借鉴。其它散文亦文笔锋利、言辞激
切、感情充沛，皆对我国后世政论体散文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称贾谊的政
论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并将作者与稍晚的著名政论家
晁错并称。在贾谊之前，特别是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政论性散文颇多，但成
就均不及贾谊所作。
最早献身新闻事业的人
最早献身新闻事业的人，是沈荩（1872—1903）。他出生于湖南长沙，
原名克诚，字愚溪。其“性直倔强，雄于胆略”，很早就立下了反清救国之
志。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与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往甚密。在变法失
败后，他辗转日本从事革命活动。1900 年，他回到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创立
正气会（后名自立会），并组织自力军，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后起义失败，
他潜往北京，在京津两地以日本一家报社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
反清活动。他从内部侦获清政府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及时
将这一重大消息在天津的《新闻西报》上予以揭露。其后各报随即转载，日
本新闻界还为之出了号外。密约一经披露，国内群情激愤，国内外舆论哗然，
清廷也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境地。不幸的是，沈荩这一正义之举，竟被两个“朋
友”告密。1903 年7 月19 日，沈荩在北京被捕入狱。早已恼羞成怒的慈禧
太后，下令于7 月31 日将沈荩“杖毙”。沈荩在宣判之时毫无惧色，厉声喝
道：“快些了事。”他被害的情景，令人惨不忍睹，行刑者竟“以竹鞭捶之
至4 小时之久，血肉横飞，残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
绝”。清廷的残暴野蛮，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连外国报刊亦纷纷谴责。
沈荩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祖国利益，真实而及时地向世人报道了事关
大局的重要新闻，揭穿了清廷的丑恶嘴脸，第一个为中国进步的新闻事业而
献身，这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当时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而且为以后
进步新闻记者及其写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最早的优秀新闻记者
最早的优秀新闻记者，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学者、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饮冰子，受学于康
有为。1895 年在北京与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1896 年在上海和黄遵宪
创办并主编《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思想逐
渐保守甚至反动。清末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新派诗”
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与创作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
在24 岁主编《时务报》时，与新闻事业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为之而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郑振铎说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
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梁启超最突出的贡献，是他
以报刊为园地，变革了传统的文学语言，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体裁——报章
体（又称“新闻体”）。这是文言文的一次大解放，它不但冲击了恹恹无生
气的桐城派古文，而且成为了“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正如他自己所
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
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
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
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新文体”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少年
中国说》，它对老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了无情的揭露，对中国少年一代寄予
了热切的希望，充满了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他以“新文体”所作《新大陆
游记》、《欧游心影录》，着眼于社会新闻，打破了旧游记的写法，实际是
新颖的报告文学，更为有力地表明了作者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
的一位新闻记者”。
梁启超这种散文体裁——新闻体，平易畅达，风靡一时，促进了晚清文
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学的兴起。
最早提倡文学革命的人
最早提倡文学革命的人，是现代胡适（1891—1962）和陈独秀（1879—
1942）。1917 年1 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
议》。1917 年2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
胡适的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
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
避俗字俗语。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
胡适的“八事”，完全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而发。“八事”后
改称“八不主义”。就其本身，它虽还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重在文学形式的
改良而未触及文学内容的革命，但它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
下，首先提出这些主张，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以白话文代替
文言文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与清末梁启超等提倡的“改良文言”
式的“新文体”比较，更是前进了一大步。
陈独秀的文章“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推
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
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
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这些主张，不仅是在文学形式上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