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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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临危不惧，成功平息“六四”风波的事实看，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是任何敌对势力难以摧垮的；但是，这场斗争也充分暴露了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一部分党员卷入了动乱，甚至有的成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一些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放弃领导责任，个别的甚至支持动乱。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成了很多干部群众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1989年“风波”后告诫全党，对腐败形势的判断不可盲目乐观。“风波”刚过的6月6日，他就在中央会议上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89年9月16日，他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事实上“腐败现象很严重”。“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ZW（〗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ZW）〗〗
四、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
第一节 “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中国的“人治”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可谓根深蒂固，高举民主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也难免摆脱它的束缚。深受“人治”切肤之痛的邓小平，下决心走出“人治”的怪圈，坚持趁自己还健康的时候从舵手的座位上退下来。
江泽民同志接过中国航船舵轮的时候，航道上阵阵狂风巨浪，天空浓云密布，雷雨交加。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从国内环境还是从国外条件来说，中国还没有陷入过如此的低谷。对于当时的压力，江泽民同志后来回忆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从国内经济方面来说，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投资摊子越铺越大，到处需要钱，印钞机昼夜不停地转。结果物价上涨过猛，诱发了抢购风。抢购风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
流通领域也非常混乱。各种名目的公司亟待撤并，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倒”亟待治理。
农业生产在经历了“大包干”几年的好势头之后，开始徘徊，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与城里人的反差逐渐加大。
人心浮动，各种麻烦交织在一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面前。
在国际方面，由于“北京政治风波”，招来以美国为首的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阻止贸易洽谈，取消贷款项目，利用“人权”问题拼命攻击中国。
不过，中国已敢于说“不！”邓小平对外宣布：“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我们别的本事没有，对付制裁还是够格的。”
“北京政治风波”过后的两三年，对中国震动最大的还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1989年的秋天，随着“柏林墙”的拆除，“社会主义”的东德心甘情愿地统一于“资本主义”的西德，东德付出的代价是，德共中央开除了总书记昂纳克。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在大选中失去了执政党的位置。不久，这个国家干脆一分为二，一个叫捷克，一个叫斯洛伐克。
1990年的最后一个月，波兰共产党（波兰叫统一工人党）把权力移交给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取代了波兰共产党人雅鲁泽尔斯基，成了这个国家第一个民选的总统，共产党下台了。
铁托缔造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则一分为五，国与国间，国内各民族间，连续不断地发生冲突和战争。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这场悲剧中的下场最惨。这位连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要加以含沙射影进行说三道四的前总统，眼看大势已去时只好驱车逃跑，但举报他藏身之地的正是他的座车司机，可见此时他已经众叛亲离。他于1990年12月25日，被“救国阵线”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时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不停地射击，他的尸体被打成了大蜂窝。这位几个星期前还受人顶礼膜拜的国家元首，至死也不明白他的人民何以对他怀有刻骨的仇恨。
曾被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没有逃出这场“多米诺骨牌”的悲剧，思维尔？霍查病死后，继任者阿利雅无法使这盏明灯不灭，它也“西化”了，霍查时代由中国援建的几千处碉堡（为防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入侵），一时还没有拆除，却成了人们“方便”的去处和年轻人恋爱的场所。
匈牙利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最早，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地方，结果，共产党照样失去了执政的地位。
1990年底，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在大选中下台，保共第一书记日夫科夫被总检察院指控，犯“以权谋私”罪，从而，在道德方面声名扫地。
最后一个垮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由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激怒了正统的共产党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当年的赫鲁晓夫。1991年8月19日，戈氏休假时，〖JP＋2〗“后院起火”，副总统等人搞“宫廷政变”，软禁了戈氏，目的是进行“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这次被历史上称为“8？19”〖JP〗事件的行动，没有得到莫斯科民众和军队的支持，发动者仅仅坚持了4天，试图挽救苏共的最后努力以失败而结束。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命运，戈氏说由他们自己决定。至此，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党惨遭瓦解。接下来是苏联国家的命运了。
全民公决让人们松了一口气，绝大多数苏联人赞成保留苏联。但人民不再当家做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各民族政治领导人手中，他们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几乎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布独立，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独联体”。
愁云惨雾，前程暗淡。列宁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雕像纷纷被推倒，只有马克思的雕像还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上面被人胡乱涂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原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日子挨到了12月25日。
这一天，原希望把苏联变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联邦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不再担任苏联总统，到了第二天，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从此就在法律上消失了。镰刀斧头旗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冉冉升起。这一天恰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98周年诞辰。
面对北方邻国发生的剧变，大多数中国人非常震惊，震惊得心里发冷，尽管我们喊了多年的修正主义，可当红旗真正从克里姆林宫顶落下时，我们心里还是很难过。这里毕竟是列宁的故乡，是我国几代爱国者心中的圣地，当中国共产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时，是苏联党和人民给予了最真诚、最实际的支持，如果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红军的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知要向后推迟多少年！
而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个已有74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甚至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受到强烈的震动，继而深深地惋惜，但近2000万苏联共产党员却无动于衷。当苏共被迫解散时，各级党的机关的4000多座办公大楼被查封，财产被没收。而查封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人们没有发现当时的共产党员自发地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发生了国家解体这样的大事时，苏联共产党员也出乎意料的平静，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有位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学者有这样的记录：他看到苏联解体的新闻发布当天晚上，跑到红场和列宁墓前，他想，这里是苏联和苏共的象征，总会有些不甘心亡党亡国的苏共党员自发聚集到这里。痛哭也好，愤怒也好，总会表示点什么。结果他失望了，红场上没有他希望看到的场面，只有巡逻的哨兵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个外国人。这是真实的记录，真实的让人心痛！为列宁、斯大林心痛！为千千万万个保尔？柯察金心痛！在心痛之余，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
回答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苏共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再代表广大党员的利益。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当时苏联民众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Times New Roman》，代表工人的占4《Times New Roman》，而代表干部集团的高达85《Times New Roman》以上。在党内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的气氛中，迅速减退的是全党的智慧和党的执政能力。由于不需要也不允许党员有自己的思考，他们的个性被磨掉了，也失去了对组织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以至党遇到突发事件时，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反应都十分冷淡，党的战斗力已完全瓦解。应该说，苏共垮台的原因是这样，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垮台也大体如此。所以，一个党如果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就成了一个权贵和党棍们的俱乐部，就失去了党的战斗力。苏共在攻打冬宫时只拥有20万党员，结果夺取了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拥有200万党员，结果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亡党亡国时苏共拥有近2000万党员，号称1900万党员，其实只剩下1500万党员了，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已先后有400多万党员退了党。
对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西方兴高采烈，认为“共产主义领地”剩下的几块地方也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幸灾乐祸地等待着那用不了多久的一天。
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中国无疑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并没有惶惶不安，只是在内心升腾起悲壮的信心：“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要再加上一句：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中国如何挽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呢？作为一颗政治新星，江泽民同志的一句话给12亿中国人吃了定心丸。他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但改革开放也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人心惶惶，什么事也干不成。1990年6月4日，在“政治风波”平息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通过进一步治理整顿，令人惶惶不安的通货膨胀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抢购风潮的平息，也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流通领域的混乱也得到了遏制，全国裁并公司10万多个，占各类公司总数的1/3以上。
党在治理经济“过热”的同时，在惩治腐败方面也让国人看到了希望：清理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领导人员“特供”；严禁领导干部超标准配车；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禁请客送礼；认真查处腐败案件等。为此，在1978年恢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