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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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顺应潮流之大举，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是指党的建设是系统工程，三方面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要配套进行。
在思想建设方面不能搞“多元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组织建设方面，根本之举在领导层和基层。建设一支能担重任，禁得起任何风浪考验，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高素质干部组成的领导层；把基层组织建设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在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前，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之风），着力解决党的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的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下去。
“党风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的“警世恒言”。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但反复讲，还不断出台许多规定、禁令，但今天的党风状况，仍是百姓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20多年，时间并不算短，在经济战线翻两番的巨大目标都已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也不过用了28年时间，那可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业，难道端正党风比打天下都困难吗？
难道真的不能跳出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周期的支配率”？人们几乎用一种宿命般的无奈不断反问这个问题。
对于一些官员的演讲，对于一些平面媒体的文章，普通百姓觉得离自己太远。而人们往往注意媒体披露的每一个丑闻，背后往往隐藏着另外一些丑闻，往往揪出一个腐败分子，会带出一串有瓜葛的官员，于是老百姓觉得厌倦，觉得受了欺骗。
端正党风何以如此之难？长期以来，治标的用力大，而治本方面却迟迟拿不出好办法，甚至顾虑重重。例如，曾先后任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在2003年8月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河北人士除普遍认为处理太轻外，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对程维高的处理至少推迟了10年，不知道这10年给国家带来多少创伤？包括他自己。因为早在1993年初，原河北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善祥在查处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的经济问题时，发现总经理张铁梦的骗贷大案就与程维高有关，此案在程维高的亲自干预下夭折了。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的问题，结果反被程打击报复投进监狱劳教两年。程维高何以能够一手遮天？
还有2001年4月落马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早在1994年他任阜阳地区专员时，就有群众举报他的问题，但他凭借两大秘诀，官却越做越大。一是“政绩工程”，虚报数字，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竭泽而渔；二是“金钱工程”，即隔三差五向上级领导进贡，在这方面他“大开风气之先”。一次上级某领导儿子结婚，他发现有一个副专员送5万元，另一个副专员送10万元，而他一出手就送20万元。“政绩工程”在明处，“金钱工程”在暗处，一明一暗两个“工程”相互配合，使王怀忠一路扶摇直上，并保证他无论怎样瞎折腾也平安无事。他在阜阳那几年里，举报他的人从没间断过，他却毫发无损。在一个公开扬合，他竟宣称：“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升一级”。王怀忠把官做到这个份上，不是充分暴露了我们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吗？
关于中央针对领导干部在“不准”方面的规定，列举一下可能不下百种：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不准买卖股票；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不准接受赠送的信用卡；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不准违反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不准超标准占房；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不准利用本人及家族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运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不准借风景名胜开会；不准用公款为住宅配备电脑；不准私设小金库等。
还有许许多多“不准”。这些“不准”，规定得很细，如果能不折不扣地施行，风清人正当不存在问题。可惜规定是规定，无视规定我行我素者大有人在，而且一旦有人举报，也往往以“小问题”而受到上级庇护，或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对违规者不痛不痒。更何况，这些治“标”非“治本”的规定，往往查起来难以落实，因而屡治屡犯，防不胜防。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见怪不怪了。
20世纪90年代末，第三代领导集体明显地加大了整治党风的力度。在顽强治标的同时，在治本方面也有了引人注目的举动。首先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出台并逐渐落实。到1999年，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办法，1999年全国有6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
从1999年至2000年，中央在全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三讲教育”活动。为此下发了中央文件《关于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风教育的意见》，对“三讲”教育进行全面部署。
关于讲学习，江泽民同志说，对于一个领导干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习理论，二是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和科技知识。江泽民同志举例说：“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这就必须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做好领导工作。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应具备。江泽民同志说，非如此就不能很好地观察和把握全局。讲学习是讲政治和讲正气的前提和基础。
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敏锐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当今最大的政治”。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主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纪律性，就是从政治的高度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是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讲正气，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革命气节，有一股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00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说了下面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共产党人时时刻刻都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个人的名利地位应该看得淡一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名位钱财之类，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总要多做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体现。元曲和《红楼梦》中都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割舍啊？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格言警句和诗词歌赋，都是劝人要奋发向上、淡泊名利，不要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地生活。老子就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不是说要大家看破红尘，那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对个人的名利，要看得开些，否则很难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社会环境的考验。”
巨贪李嘉廷（云南省原省长）的罪行被揭露后，中央领导在批示中有这样的话：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切勿寿星佬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吃再好的饭，也只是一日三餐，住再大的房子，睡下去也只是一张床，对子女最大的爱护是教育其艰苦朴素，勤学苦练；我们整天讲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李嘉廷做领导工作多年，也说了不少这样的话，岂不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这批语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堕落行为的深恶痛绝。
以“三讲”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全党有70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另有500万党内外群众加入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行列。在两年时间里，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民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党风建设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和成功实践。
第五节 摘除“恶性肿瘤”决不手软
腐败是没有国界的，它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心照不宣的共同语言。腐败是当今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被普遍称为“扑不灭的火焰”和“恶性肿瘤”。1989年那次政治风波中学生喊出的口号中，最响的一个就是“反腐败”，那么，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怎么样？至今令中央高层最头痛、令中国百姓最痛恨的仍是“吏治腐败”，人们公认这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9年底，中央党校在部分厅局级干部学员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所列13个问题中，腐败占第一位。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半月谈》杂志共同进行一次问卷抽查，对象是不同学科的50位专家，结果仍然是腐败排在最前面。
《中国新闻周刊》刊出一篇题目为《不谈腐败》的文章，文中写道：“腐败谈多了，真是令人口干，贪官的故事太多，人们听着也心烦。其实比腐败更可怕的事情，是人们出离愤怒，对腐败干脆不谈。”此话有些偏激，出离愤怒是鲁迅先生文章中的话，是愤怒至极和对当政者完全失望的表现。当前，民众虽然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当局惩治不力感到不满，但还没有对反腐败取得最后胜利完全失去信心。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50位专家，他们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较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