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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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半最有力的画派。他们的作品,除壁画和绢帛画以外,也在麻纸上及木
板上作画。
(2)张僧繇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公元五○二—五四九年)最活跃的画家。这时正是
龙门石窟开凿,佛教美术在北魏盛行的时期。梁武帝爱好绘画、提倡佛教。
张僧繇有较高的写实能力。他曾为梁武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子画像,据
说“对之如面”。他画古今中外各种人物的相貌和服装,都很真实。关于他
的画迹,有很多传说。例如:他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像,又画上孔
子等像,似乎他能预言这样就可以避免后来周武帝灭佛时被焚毁。他在金陵
安乐寺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但有两条龙,当他在众人的质问与请求下点了
眼睛之后,须臾雷电交加,二龙破壁而去。他曾画过两个天竺(印度)僧人,
后来经侯景之乱被拆散为二卷。唐朝时候分散在两家收藏。收藏者竟然梦见
天竺僧人来请求设法和他的失散的同伴合在一处。收藏者照着作了,自己患
的疾病也痊愈了。润州兴国寺有鸠鸽栖息梁上,秽污了佛像,便由张僧繇在
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都是侧首向檐外看,自此以后鸠鸽就不敢再
来。这些传说都说明了张僧繇的作品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他作画很勤,被形容为“手不释笔,俾昼作夜,未曾倦怠,数纪之内,
无须臾之闲”。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儿子善果、儒童也都善画,南北朝后
期的画家多受他的影响。他创立了佛像绘画及雕刻中的“张家样”,是唐朝
吴道子出现以前最广泛流行的中国风格。唐代评论家认为,张僧繇的才能是
多方面的,而且是前代画家之最有成就者。
他的作品取材是多方面的,虽然传说他一生画佛像最多,而从唐代记载
的他的作品题目上可见,风俗画也不少。他的笔法,被称为“疏体”,所谓
“笔才一二,像已应焉”,与顾、陆的“密体”不同。他的用笔有“点、曳、
斫、拂”,与顾、陆的连绵循环的线条不同。由此可见,古代为了表现对象
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笔墨技法。
他的最引起近来学者讨论的事迹是他曾在南京一乘寺门上用天竺法画的
“凹凸花”,“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乃平”。结果群众都
很惊异,而称这个庙为“凹凸寺”。由此故事中可见,这种画法是稀罕的,
并不是普通流行的,而这种画在门上的建筑装饰,不是一般的绘画。此种印
度画法,就文字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装饰图案中的“退晕”的方法,即类似
色依浓度顺序排列,而产生了浮雕的效果。
(3)南朝其他画家
南朝其他画家中,除了前面已经谈到过的若干人以外,还有顾景秀(宋
武帝时人),善画人物和蝉雀。蝉雀在当时似乎也是一专门的题材。但比较
重要的有若干专画仕女而有成绩的画家。刘瑱在南齐时代画妇人为当时第
一。沈粲也是擅长在屏障上画美女。焦宝愿、嵇宝钧、解倩、江僧宝也都是
从事这种题材的画家。仕女画在南朝的流行,是南朝士族奢侈生活的必然产
物。
另外,毛惠远画马也和刘瑱一样,被称为当代第一,但也画人物。他的
弟弟惠秀,也是有名的人物画家。
当时也有一些受外国画风影响的画家,其中大多是外国人。周昙研(师
塞北勒、授曹仲达)、僧吉底、僧摩罗菩提、僧迦佛陀。他们的作品,因为
是外国风格,被陈朝的评论家姚最认为是另外一体,不可能和中国画风的作
品在一起比较优劣。
四、谢赫的“六法论”
谢赫是南齐时代(公元四七九—五○二年)的人物画家。他能画时装的
妇女。但他的画不如他的理论著作有影响。他的《古画品录》是我国绘画史
上第一部完整的绘画理论著作。
《古画品录》首先提出绘画的目的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
披图可鉴。”这就是指出了:通过真实的描写收到教育的效果。这一理论认
识的出现是进步的现象。
他提出绘画的“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
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或作“传模移写”)。
“气韵生动”是指表现的目的,即人物画要以表现出对象的精神状态与性格
特征为目的。顾恺之的关于绘画艺术的言论,以及魏晋以来人们对于人物的
鉴赏评论所一致强调的人的精神气质的生动的表现。这些言论是谢赫提倡“气
韵生动”的根据。“骨法用笔”主要的是指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的效果,
例如线条的运动感、节奏感和装饰性等。从古代画论中可见古代画家和评论
家对这一点的重视。“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绘画艺术的造型
基础:形、色、构图。“传移模写”是学习绘画艺术的方法:临摹,也是复
制的方法。关于临摹,古代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是一个画家所必须熟悉的。
由此可见,“六法”是古代绘画实践经验,提高为理论的。
关于“六法”,过去存在着若干混乱的看法。或有意的加以神秘化,例
如说:五法可以学,而气韵只能先天的。或者用气韵生动否定其余诸法的必
要性,而流为形式主义的掩护。或者把“六法”当作创作实践的技法,用以
证明古人的写实技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诸如此类混乱的看法,都有待用历
史观点加以澄清。
谢赫的“六法论”之重要,乃在于他作了这一整理集中的工作。虽然“六
法”之间的正确的科学的逻辑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起来,然而由于反映了绘
画艺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完整的认识,而此认识既肯定了根据对象造型的必
要性,也提出了理解对象内在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笔墨是表现对象的
手段。
《古画品录》的大部分文字是谢赫评论曹不兴以及他同时代的二十七个
画家的作品。他在评论中,把画家分成六品,即六个等级。这一方面也是当
时对人品评所采用的方法。对人的评论以精神气质、风度为标准。所以这一
分别等第的方法,和“气韵生动”的概念,都和当时评论人的风气有关系的。
除画品以外,当时还有《诗品》、《棋品》等,都是借用了评论人物分别等
第的方法。谢赫《古画品录》中对于画家的评论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保留了可
贵的史料。在他之后有陈朝姚最的《续画品》,唐朝李嗣真的《后画品》,
僧彦悰的《后画录》,这就开始了中国绘画史的最早的著述,至唐代,由张
彦远汇集成《历代名画记》。
五、北朝的画家
北朝画家姓名保留下来的甚少。因为北朝对于画迹的收藏不及南朝重
视,北朝画卷保留至唐朝者较少。北朝也无绘画理论的著述,北朝画家及其
活动,今日所知较少,主要的原因是史料的缺乏。
北魏蒋少游是由俘虏擢升为高官的多才艺的工艺家,善画人物,兼擅雕
刻及建筑等。
北齐杨子华是很受重视的宫廷画家。武成帝高湛在位的时候(公元五六
一—五六五年)在宫廷中,天下号为“画圣”。传说他在墙壁上画的马,夜
里作各种声音如索水草。他在绢上画的龙,开卷就有云气萦集。唐代画家阎
立本认为他画的人物是空前的,“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
北齐还有擅长画“野服柴车”的田僧亮和画斗雀的刘杀鬼。据当时人的
评论,田僧亮高于董伯仁、展子虔。
北周则有冯提伽,因为是北京一带人,故善画北方的风物。
北齐、北周其他有名的画家,因为都在隋朝很有地位,过去都把他们当
作隋朝的画家。
北齐、北周画家的作品,描写贵族生活为后世所知的,如杨子华画《斛
律金像》、《北齐贵戚游苑图》、《邺中百戏狮猛图》。他们的宗教壁画在
唐代也有很多存在,而且颇为人知。
北齐曹仲达在诸画家中有特殊的地位。他以画“梵像”著名,他的画风
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在佛教雕塑和绘画中,都有“曹家样”之称,而为唐
朝四种最流行的样式之一。“曹家样”的特点,曾被唐朝人概括为“曹衣出
水”一语,而与代表中国风格的吴道子的“吴家样”之“吴带当风”相辉映。
“曹衣出水”是:“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吴带当风”是:
“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另说,曹是指东吴曹不兴,吴是指刘
宋吴暕,已为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所否定)。这种区别,我们在古
代雕塑中也可以见到。
六、北朝遗存的绘画性作品
北朝的画迹,有敦煌莫高窟及天水麦积山的壁画。此外,分散在各地有
大量的浮雕或线雕的石刻(如造像碑等)可以代表当时绘画艺术的水平。
洛阳龙门宾阳洞的礼佛图浮雕(公元五一○—五二○年)两大幅是古代
艺术中的重要作品。一幅为皇帝及其侍从,一幅为皇后及其侍从。构图复杂,
前后左右人物排列彼此呼应,关系紧凑,气氛严肃而活泼。人物前后层次和
衣褶都很繁复,并不堆积,也不强调体积及空间感(图124)。
北魏及北齐、北周时代造像碑上,常有浮雕的人物形象。有的比较古拙,
接近汉代风格者:也有身驱瘦长者为北朝末之有代表性的风格。陕西咸阳张
湾曾发现北周建德元年(公元五七二年)墓室壁画,虽只余一妇女形象,但
可与同时期的浮雕、洞窟壁画以及陶俑作比较,具有相同的造型特点:大头、
圆脸、细长颈、体态瘦长。
北魏墓志盖上常有飘飞旋转的云气,及腾跃的怪兽等,浅起的薄浮雕,
造型生动的形象,是汉代艺术的一个发展。
北魏线雕中有名的作品是“宁懋享祠”(公元五二九年)上的装饰。此
石室之性质,如汉代之武氏祠等,为一小石室的形状。其正面入口两旁,为
武装的卫士;石室门内两侧,有屏帷庖厨等图像;其后壁正面,为三组贵族
及侍女的图像,贵族及侍女的动作活泼自然(图98)。在题材内容及表现技
术上都可以看出与唐代作品有相类似的联系。
以上所举之少数作品,可以说明北朝(魏、齐、周)的绘画艺术水平,
足以看出敦煌壁画和中原绘画,南朝和北朝的画风,民间的和名画家,都有
很大的一致性。因而利用资料丰富的敦煌壁画并参考其他各种资料,有可能
说明此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第三节敦煌莫高窟壁画等北朝佛教美术
一、敦煌莫高窟简介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美术的重要宝藏之一。
敦煌县在今甘肃省西北角,在汉、唐时代是一繁盛的城市。其繁盛起来
的原因是和它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从兰州经过武威、张
掖、酒泉、安西到敦煌,称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由中原地区去天山
南北各地所必经的大道。在古代,这条大道通过敦煌(现在不走敦煌,而走
其东北方的安西),就开始进入沙漠。敦煌以西的沙漠是旅行者的严重障碍。
东晋时代僧人法显在公元四○○年记载道:“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法显说:“行
十七日,计为千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