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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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这些版画插图在风格上趋于纤细，人物比例小，着重外景的描写，
而特别是追求表现细腻的感情，诗情的表现渐渐代替戏剧性的动作表现，而
且也有了不健康的成分，戏曲小说的版画插图，正如这些戏曲小说本身一样
不可避免的夹杂了封建糟粕，如那种纤弱的和病态的情感，甚至色情丑恶的
形象，也在明末版画中出现。也有些画面一般化，缺乏表现力。但是明末的
版画插图的全部，无论其内容或表现，都是异常丰富的，论其质量，也是高
的。
明代末年插图作家（不是雕版家）中不能忘记的是陈洪绶。他的《九歌
图》、《水浒叶子》（图340）、《博古叶子》（图339）等，都有鲜明的个
人特点。
明代版画印刷技术方面的一个大创造是发明了彩色套印。每色各用一
版，重复套印以产生多种色彩，这种技术称为“饾版”。又利用凸版在纸面
上压出凸现的花纹，这种技术称为“拱花”。运用这种技术刊印一些极精致
美丽的画幅的是南京的徽州人胡正言，他编印了《十竹斋画谱》（公元一六
二七年）八种，《十竹斋笺谱》四卷（公元一六四四年，图373）。彩色套
印技术的普遍应用可能仍是始于年画。
清代初年的版画插图就现在所见，康熙时徽派名手鲍承勋的作品（一些
杂剧插图）承继了传统，而名画家萧尺木起稿的《太平山水图画》（图348）
特别表现了雕版技术上的丰富变化与巧妙，雕手为汤尚，他的刀法的运用值
得分析。这说明，版画艺术自身在清初是具备了发展的基础与条件的。但是
满清统治以“诲盗诲淫”的理由，反对民间的戏曲小说的流行，几次禁止，
没收，并加以集中焚毁，这就不仅大大打击了戏曲小说的发展，也阻碍了版
画插图的发展，而使之陡然衰颓下来。
清初的版画中有一些歌颂皇帝的作品，如《万寿盛典》（图375）、《南
巡盛典》之类。但就是《万寿盛典》（画家冷枚雕手朱圭），也有值得注意
的真实的描写。乾隆年间刻印的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和清末任熊绘制的
《剑侠传》（图357）、《高士传》等都是以画家有名而引起注意的。这些
作品也都具有画家个人风格的特点。
四、民间年画艺术
木版年画的实物材料，清代以来的作品才保留得比较多，但历史渊源也
是悠久的。
宋代年画有手绘的（如苏汉臣等人的风俗画），也有木版印刷的。一千
年以来，年画普遍流行于全国南北各地，深入农村，成为最有群众性的一种
绘画样式。
制作年画的地点也普遍于各地，但全国范围内有几个生产能力较强，产
品销行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也较有名的生产中心。江苏苏州的桃花坞、河
北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可以作为代表，这许多出产年画的中心
各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形成了年画艺术风格上的地方色彩，但作为反
映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并适应人民群众的心理要求的一种绘画样式的
年画，就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图377、 378、379、
380）。
年画的内容，除了格式固定而有强烈的装饰风的神像以外，主要地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种：
（1）戏文故事；（2）美人、娃娃和吉庆寓意；（3）耕织生产、春牛等；
（4）风景、花卉；（5）时事。
戏文故事的年画占相当大的数量。因为戏文故事以生活中的真实描写为
主，有从感情上影响人的力量，戏文故事把过去的斗争和今天的斗争联系了
起来，也就把过去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今天处于类似的地位上的人们的思想
感情联系了起来。此外，戏文故事还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知识的要求，特别是
历史故事更强烈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关心，对支配着自己的社会生
活的力量的关心。
清代以来北方年画中表现“公案戏”的很多。“公案”盛行于评书和戏
文中，长期为人民群众所欣赏，其中体现了利于人民的是善，能够得到昌盛；
为害人民的是恶，必然死亡这一有力的道德判断。“公案戏”中的封建性和
人民性是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
美人、娃娃和寓意吉庆的年画中也同样表现了封建性和人民性相纠缠的
性质。一些对美丽事物的赞美，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未来的前途的追求，
都紧紧地被封建社会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限制所束缚住。
风景、花卉的题材除了与生活的美丽的理想有联系外，风景更表现了对
于祖国的美丽和繁荣的自豪的感情。风景画中有各地的名胜：西湖十景以及
苏州万年桥，北京正阳门等。时事的题材是随着清代末年国内外政治上的日
益激烈的动荡而流行起来的，最突出的是描写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充满爱国
主义的精神的作品。
从这些题材上可以看出年画紧密地适应着人民群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和要
求。
年画的形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其艺术特点首先是具有明确的主
题，而且是被集中地有力地表现出来。年画的形式要完成立即把主题传达给
观众的任务，而同时还要有持久耐看的效果。年画的构图是饱满充实的，色
彩是鲜明的，轮廓清楚，而人物形象完整，主要人物是正面的，而且作大胆
的夸张手法，破坏人体的正确比例而把头放大，把眼睛放大，其目的是为了
传神。破坏透视法则，把远处画得清晰，其目的是为了达意。——年画形式
的艺术特点基本上已经被今天的新年画继承下来了，而且随着生活的日益丰
富和复杂在取得新的发展。
木版年画在十九世纪末受到石印年画的排挤。桃花坞、杨柳青等地显著
的衰落下来，而被上海和天津的机器石印年画夺取了市场。今后木版年画如
何发展是一重要问题。
我国古代的版画，除木版雕印以外，曾有过镂刻铜版的版画。
宋代是科学技术获得发展的时代。印刷术方面，木版雕印固然大有进步，
进步的另一表现是发明了活字排版的方法（毕昇在十一世纪中叶用了世界上
第一批活字）。其后，元代王桢曾用过木活字，大量流行是十五世纪从苏州
无锡地方铜的活字开始的。
在进步和发展中的宋代印刷，并且出现了镂镌铜版的技术。宋代用镂镌
着花纹的铜版印制官府的钞票，也印制商家的广告。例如现在尚保存下来一
小幅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以白兔为标记的铜版印刷广告纸。但宋代雕镌铜版的
技术现在尚不完全明了，此技术似未普遍。
清代初年，外国传教士绘图在法国蚀制的铜版画，如纪述乾隆“十大武
功”的得胜图，很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在版画技术演变的历史中是孤立
的事例。
五、清末的画报
十九世纪末，欧洲的石印术传到了上海。利用这种新技术的民间画家们
创造了石印画报，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传播萌芽中的新思想的美术工具。
一八八四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是石印画报中最有名的（图376）。
每月出版三期，随了“申报”附送，由吴友如、金蟾香等人执笔。一八九○
年发刊的《飞影阁画报》也是吴友如编绘的。吴友如、金蟾香原来都是苏州
桃花坞的年画画家，他们熟悉群众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特点，所以，他们的
画报追随着有历史传统的年画，在当时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众，并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这些石印画报是当时最富于现实性的美术品，它们的艺术直接接触动荡
演变中的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点石斋画报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叶，继一
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民主思想
正在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各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运动（义和团、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在酝酿中。
点石斋画报反映了正在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心理状态。出现在点石斋画
报中的思想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很混杂的，最突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它引
导群众更加关心并更加注意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的现实，并传播了爱国主义思
想及对于社会上新事物的兴趣。画报的最多的篇幅是政治事件和社会新闻的
报导，中法之战和中日之战的图画中记述了事态的发展，也富有倾向性的表
现了嘲笑敌人，颂扬自己的鼓舞人心的积极思想。画报也曾介绍外国的生活
轶事笑话和科学的新发明，有传播知识的作用。点石斋画报描绘当时上海的
社会生活是比较真实的，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些病态现象能够在群
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点石斋画报的出现也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吴友如原来擅长遵循着古老方
法描绘古装美女，但他的点石斋画报不被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思想束缚，而
以群众要求进步的心理为依据；继承了年画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挥了
绘画艺术反映生活的作用，使之得到群众的普遍承认。吴友如和其他画报画
家大胆地运用了新的表现方法，创造了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和有复杂的生
活内容的构图。
第六节故宫及明清时代的建筑艺术
一、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新发展
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又获得不少新的成就。
现存众多的遗迹为研究考查此一时期的成就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明清两朝在元大都基础上，对都城北京进行大规模修建，北京宫殿成为
古代建筑艺术之范例。明清时期手工业商业相当发展，特别是太湖区域及沿
海地区城镇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地区的特色日益显著。这一时期对外接触也
日益频繁，建筑上各民族间风格技术的互相吸收与融合，中外之间的交流也
推动了这一艺术领域的发展。
明代砖的生产量增大，并在建筑上大量使用。州城府县的城垣，甚至千
余公里的长城，都用砖包砌。琉璃瓦生产的数量、质量、色彩、装饰也超越
前代，建筑上的砖雕彩饰等亦日趋丰富，即使是朴素的民居也常在灰墙白壁
及简朴的造型中取得雅素明净的艺术效果。
建筑经验的长期积累，使这一时期的建筑，特别是官式建筑趋于标准化、
定型化，有利于保证建筑质量，加速施工进度和估工算料，是建筑艺术技术
上高度成熟的标帜。但定型化标准化也常限制了进一步创造。优秀的民间匠
师常在造型布局上加以变化，特别是园林设计及地域性建筑上出现了新的面
貌，为建筑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二、北京城和宫廷建筑群
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成就，突出的体现在大城市的规划和宫廷建筑群的
营建方面，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例为北京城及宫廷苑囿的建筑。
明代初年原定都南京，大都为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统辖的地区，后更名北
平，元故宫在明初曾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但公元一四○三年朱棣取得帝位，
迁都北平，在元大都基础上进行了延续十五年的大规模重新营建工程，至公
元一四二○年才竣工。其后又经明清两代帝王陆续修建。明清北京城有外城、
内城、皇城、紫禁城四重城垣（外城系在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五三年
增建），内城大体呈方形，东西长六·六公里，南北五·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