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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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也飞往国外，过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亡生活。根据俄刑法有关巨额诈骗罪的规定，俄罗斯检察机关开始对别列佐夫斯基立案侦查。尽管收到了传票，但别列佐夫斯基拒绝飞回莫斯科。他宣布，哪怕成为政治移民，也不愿成为政治囚犯，尽管俄罗斯检察机关还没有提出针对他的任何政治指控。一些媒体透露，2001年新年前，别列佐夫斯基住到了纽约。
英国《独立报》这样写道：“纽约的著名酒店成了他的避难所，坐在舒适的客房里，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普京目前所处的立场介于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我错了，因为我曾经帮助普京赢得了选举。’记者发现，事实上要是克里姆林宫能够改变主意的话，他依旧希望自己能回莫斯科。他在饱尝思乡的苦涩，他的思绪又飘荡到了从前，那是他作为克里姆林宫大家庭大红人风光无限的时代。” 甚至，别列佐夫斯基还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抵华盛顿，其目的是为了“吸引美国国务院注意到自己”。不过，在美国首都，没有人给予别列佐夫斯基更多的关注：白宫正在迎接新总统乔治·布什的到来。2000年秋，别列佐夫斯基的一些商场亲信在莫斯科被捕，另一些人携家带口逃亡到了国外。但是，由于没有列入国际通缉的名单，前寡头还可以不进监狱，在不被“保护”的情况下迎来新年和新世纪。
不久前还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权》周刊在总结2000年发生的事件时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那些曾经认为自己与国家牢固不可分割的寡头们不再是国家的当家人。无论是1996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与亲近的寡头一起联手攻击那些疏远的寡头，都将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如何，这个通常意义上的寡头体制将烟消云散。将国家从寡头那里解脱出来所用的时间要较寡头为控制国家所花的时间少许多。” 在回答不久前还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帝国一部分的《独立报》主编提问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将那些躲在暗地里、从背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大生意的代表理解为寡头。而这一寡头集团根本不应当出现。不过，大生意、俄罗斯资本家的代表们不仅有权利存在，而且还有权获得国家的支持。我没看见、也不认为在我身边有人从暗处施加影响力。我想，这是一件大好事。”
1973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任教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他在36岁时被评为副教授，所研究的专业是经济法；那时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而那时，20岁的普京只是列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曾经听过索布恰克的课。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三年后，普京进入苏联克格勃系统工作、学习，他准备成为一名情报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继续在大学里提高自己的法学功底，当上了科学博士和教授。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这一切都改变了。
索布恰克步入仕途非常急速，并且很出人意料。1988年初，50岁的索布恰克还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经济法教研室主任。这时，为帮助“改革”，他决定加入苏共。当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获得推荐候选人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权利时，列大代表大会上共产生了八名竞争者，其中索布恰克的知名度最低，但是，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演讲能力和清晰的竞选纲领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大厅里，索布恰克回答问题时显得格外坚定、平静，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的发言更加流畅。在列大代表大会的400名代表中，有300多人投了索布恰克的票；在列大所属的列宁格勒市瓦西里岛第47选区举行的其他选举活动中，索布恰克也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198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拉开帷幕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幕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却又很吸引人的“政治剧”：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这里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大会召开前的一系列预备会议上，索布恰克做了多次发言。尽管这些演讲公众并不了解，但却引起了人民代表和苏共领导层的注意。索布恰克在大会上的发言更加巩固了他的声望，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经验、有权威、独立而且直率的讲演人。
人代会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入了由鲍里斯·叶利钦和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作为反对派存在的跨地区议员小组（简称 ）。在一些枯燥无味的会议上，索布恰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不仅努力巩固自己与叶利钦、与“莫斯科小组”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代表的联系，而且与考虑拉拢政治局“民主派”、孤立“保守派”的戈尔巴乔夫关系也不错。
索布恰克不愿意自己被认为是中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对他而言，跨地区议员小组首先是一个政治俱乐部。那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将索布恰克当成政治对手，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次向他咨询法律问题。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阿·伊·卢基扬诺夫的支持，索布恰克根本无法当选人代会负责调查1989年4月1日第比利斯流血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主席。
众所周知，这个“格鲁吉亚特别委员会”认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和外高加索军区应对所发生的悲剧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它还指出，戈尔巴乔夫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兹韦阿达·加姆萨胡尔季阿没有任何过错。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第比利斯事件”展开的激烈争论再次将索布恰克推上讲台。在这里，他的工作总是富有成效——尽管并不总是足够令人信服。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将军们，还有许多特工机构的领导人明显表现出极不喜欢索布恰克的情绪。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法律委员会会议上非常活跃，在这里他领导一个经济法和改革分委会。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所有苏联政府成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领导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不仅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还要由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先期讨论在委员会内进行，有时争论非常激烈。大约有1/4的候选人任命没有被最高苏维埃批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索布恰克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尽管知名度很低，但却获通过，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员。
围绕干部任命的这场辩论导致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关系变得明显冷淡，但却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声望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无论是在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的发言数量，还是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的数量，索布恰克都遥遥领先。给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连索布恰克本人也对这样简明的通信地址感到惊奇。按受欢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仅落后于鲍里斯·叶利钦，但他出国访问和受邀请的次数却超过了后者。
许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饰地认为，俄罗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们认为最好的伙伴和谈话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苏联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刊登于1989年秋天的《星火》杂志上。与此同时，《祖国》杂志开始发表政治家肖像“政坛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团真理报》确认，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爱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标题为“人民的律师”的文章。
我与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员会认识的，我当时领导其中的一个分委会——文化领域法制委员会。我非常欣赏索布恰克的独立性以及阐述自己见解时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从没有想过像加弗里尔·波波夫一样，为了扮演跨地区议员小组“总思想家”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在与最高苏维埃官员们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现不仅仅是自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高傲。在最高权力机关，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在不少人看来，索布恰克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但没有人说他谦虚。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在议会内，索布恰克经常做没有必要的发言，而且其发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开辩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与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锐辩论中，我站在后者的一边。话题是围绕臭名昭著的“ＡＨＴ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开的，当时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但从这场辩论中我发现，作为公共政治家，许多高级领导人的辩论才能很弱。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议会公开辩论，即使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也还是会输给对手。
不过，当时“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无能的人。所谓“民主阵营”，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民主联盟”、“俄罗斯民主党”、“民主大会”以及“人民阵线”等。在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党领导人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大多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苏共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义者、怀疑过去者。但里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利欲熏心者和爱慕虚荣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内行、诚实和独立法学家的名誉。他在讲台上自我感觉非常好。他曾说，尽管权力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决定人们命运，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权力公开化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将最高苏维埃或法制委员会变成古希腊“贵族院”、然后再变成“平民院”的愿望，而他自己则可以借助出色的辩才成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尔·波波夫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区议员小组闭门磋商会上，几乎从来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个时代注定属于这些人。对于“民主派”来说，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顺利的时期。尽管共产党有连续工作的能力，精明、机灵，组织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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