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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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年。” 总统保证：“我们不会再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性的行动。”
总体而言，人们评价普京的国情咨文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文件，这导致一些人的不满，而另外一些人却热情洋溢地欢呼。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一份动感十足的文件，它可以被当作一本侦探小说去拜读。在总统咨文中，有自己的阴谋和潜流，对于一些现在的政治家来说非常危险。” 根·久加诺夫宣称：“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格列夫路线占了优势。它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缺陷的，并且有害。我担心，俄罗斯将有第二场盖达尔式的革命。” 对于普京国情咨文所确定的思想，政论家季莫费耶夫予以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他指出：“可能这是俄罗斯近百年来自由主义第一次被阐释得如此有声有色，也是在斯托雷平式的语言之后第一次在国家杜马中引起震动。这让一些人感到恐慌，因为私有者的权利没有从法律上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保护。这可能也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用自由派学者的眼光来审视现代问题，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谈到了不履行合同的风险、各级官员得到的‘地位’年金、在合法的司法制度崩溃的情况下保证公民争论公正解决的‘影子司法’、医疗和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腐败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家生活当中，在公共体制的废墟中出现的。”
但是，政论家季莫费耶夫所做的上述热情洋溢的表述招致了俄罗斯“现实者联盟”运动主席妮娜·茹可娃的怒气和谴责。她声称：“国情咨文后，那个令所有俄罗斯人和整个世界焦躁不安的问题，即‘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现在已经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与那些在自己当政时期将伟大国家搞垮的俄罗斯‘亲契卡的’自由民主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总统向人民保证并暗示他将修正叶利钦的体制，恢复遭践踏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现在那张面具被撕下来了。总统自己的话可以证明一切：‘当国家掌握了一切时，我们就有机会了’，‘私有者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它们是钉在一贫如洗的俄罗斯人棺木上的钉子。”
不过，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也对总统的国情咨文非常不满。他们证实，普京并没有摘下自己的面具，而恰恰相反，他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面具。俄罗斯总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妄为。因为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国家元首权力的削弱，而俄罗斯的当权者却总是巩固和加强这种权力。与如此不客观的政治观察家们去辩论毫无任何意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盖达尔那粗糙不堪的自由派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普京既没有借用格列夫，也没有借用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讲道：“……需要努力整顿存在国家过多干预的领域内的秩序，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多的干预是现实存在的。”
1996～1999年间，在俄罗斯占有优势地位的寡头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体制，而是一种寄生的结构。寡头们在国家财富、其中包括国有资产和预算资金中攫取利润，这些利润不仅从生产领域，而且还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取得，给国家和私有现实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是的，普京现在继续表态支持国家的调节和控制作用——通过清晰明了的法律。但在现代世界中，它还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动器。所以，与根·久加诺夫或者尼·茹可夫不同，普京不赞成回到那种苏联时代的动员式经济，而是支持采取一切可能的刺激因素和推动力量来发展俄罗斯经济，包括如私营利益和市场竞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既不盲目崇拜私营，也不将国家所有推为偶像，而是将自由与国家和法律结合在一起。
早在2000年底，作家和政论家亚历山大·鲁布佐夫就写道：“普京让俄罗斯处于独一无二的状况：在这里，自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自由和国家法律最终结合在一起，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在新的文明中，自由是一种主要的资源，它可以产生智慧、创造力和信息。它的存在并不是万能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如果缺少自由的话，机会就不会存在。没有它也可以建立一种‘国家’，但那是站在悬崖边上的，并且不会有现实的财富和尊严。这种自由是出现在10年可怕的不自由基础之上的。为了争取自由，前面几代人付出了几百万的生命，法律被摧残并且忍受了全部的屈辱。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流血就得到了珍贵的自由，幸运地避开了一系列危险的岔道口。普京加快了巩固国家的步伐。问题是：这种结构是为我们更加自由而服务，还是成为个人和团体进行正常政治竞争的工具？”
初步总结（11）
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及2001年4月30日通过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普京为俄罗斯选择的是第一种发展情形，尽管第二种方案对许多人来说更好接受、更加轻松。俄罗斯的“经济奇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但要想实现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前提。而这将很困难，也并非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丑闻
2001年春天，常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以及许多家俄罗斯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主要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到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总统国情咨文，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间会见、会谈以及在此间进行的戏剧奥林匹克赛事上，而是放在了受欢迎的“独立电视台”和整个“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的事件上。这是一起人为的、被过分夸大了的事件，俄罗斯公民对此并未特别关注。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政治喧嚣的始作俑者的目的是利用这一新的丑闻来反对普京，把他描绘成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程度被无限夸大，而其规模也被大幅提高。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不久前还是独立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被占领了——这是一年前克里姆林宫开始发动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中的最新动作。事件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将这家惟一的国内独立电视频道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二是使之从媒体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手中摆脱出来。那些知情者未必真正了解克里姆林宫的这场错误的秘密行动。不过，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要么是噤若寒蝉，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而如果普京继续向自由发起攻势的话，电视台很可能就会易主。” 意大利《邮报》确信：“‘独立电视台’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与1993年10月‘炮打白宫’和1990年1月‘维尔纽斯悲剧’相提并论。但是，这还不是普京当政的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全部，普京本人亲自插手了这一事件。今天，克里姆林宫内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
但事实上，2001年春天的克里姆林宫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老广场的大楼里，人们都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斗争的任何迹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对那些喜欢看大规模冲突的观众表示失望。作为对那些要求他尽快干预这一事件呼声的回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以叶夫根尼·基谢廖夫、斯维特兰娜·索罗金娜为首的“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这次会见持续了4个小时，但总统并没有回应电视台员工主张的意思。普京明确宣称，他不认为“独立电视台”必须进行任何形式的国有化，但是，应该允许将这一问题“沿着司法轨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院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应当针对全社会，还应该针对整个电视台。
但恰恰是如果真从司法、金融的角度来解决“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问题的话，“独立电视台”、特别是古辛斯基和基谢廖夫最容易被突破。通常认为，古辛斯基在2001年4月时拥有“独立电视台”不到40％的股份，电视台的其他股东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近些年来，该公司向“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却没有收到一分钱。古辛斯基将这部分债务转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拥有的股份。反对古辛斯基的还有莫斯科的时尚杂志《海报》和受欢迎的音乐电台“欧洲PLUS”所属的“资本投资集团”。这一集团在几年前就拥有了“独立电视台”4。5％的股份。尽管它所拥有的股份数额并不多，但是如果其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拥有的“独立电视台”股份相加的话，则会超过50％。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基谢廖夫和古辛斯基是少数派，“资本投资集团”的代表鲍里斯·约尔丹被推选为电视台总经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代表阿尔弗莱德·科赫成为“独立电视台”经理委员会主席。
4月初的几天里，“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在莫斯科奥斯坦丁诺电视塔和普希金广场举行了集会，几百名支持者打着 “独立电视台记者抗议占领电视台”的标语。在奥斯坦丁诺8层、也就是“独立电视台”主要办公区的入口上挂着“科赫和约尔丹不是我们自己人，禁止入内！”的标语。几十名“独立电视台”的记者甚至通宵地坐在办公地不愿离开……
不过，没有哪个政党决定公开支持“独立电视台”不久前的控股人和经理的主张。鲍·涅姆佐夫声称：“我支持言论自由，但还债也是天经地义的。”根据社会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人物不满意的是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的立场和讲话。很少有人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一方是流亡的寡头古辛斯基，这是一个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他正为逃避俄罗斯司法调查而躲在西班牙；另一方是鲍·约尔丹，他是一个美国公民，日耳曼族，他承诺保留所有“独立电视台”员工的工作，将编辑的独立性作为电视台“最有价值的财富”。约尔丹声称：“如果有哪一个人试图影响‘独立电视台’的独立性和新闻记者的自由的话，我就马上辞职。” 但约尔丹同时也保证“独立电视台”的财政支付能力，在这一点上，先前的控股人管理得非常糟糕，几乎导致财政崩溃。
初步总结（12）
另一个冲突是在基谢廖夫和阿尔弗莱德·科赫之间。科赫是阿·丘拜斯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本著名的《抛售苏联帝国》一书的作者。俄罗斯某些媒体证实，出售这本书的版权使他得到了50万美元。由于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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