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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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一块钱，同时，下边的手又速度奇快地抽走了一张１０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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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河北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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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另一件事，两个河北农民先在全国开了很多账号，随后同时向全国发出了很多信，说的都是一件事，对方欠他们的汽车零配件款，１５００到１８００左右，限期归还，否则生命难保，结果，果然就收到从全国各地汇来的２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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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如超的事情在石家庄闹得很大，我以为这事绝不是单纯的个案。出于私人报复，２００１年３月，靳如超先后在石家庄市棉三宿舍、市建一公司宿舍等多处引爆炸药，造成１０８人死亡和３８人受伤，从而酿成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爆炸案。这个“外表看起来不像个干坏事的人”，为什么又干出了这等惨绝人寰的坏事？我以为至少可从石家庄的当下生活中找到很多个因素。这应该是考验我们自己的社会学家功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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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７月８日，石家庄的第二家肯德基开业，顾客盈门。当然，这也说明人家很会找地方，此前的一个店位于城西商圈里，然后是刚开业的这家，位处以北国商城为中心的城东繁华街区。
据说，３年的时间里，石家庄至少有近百十个地方给肯德基抛过绣球，但人家花了３年，就考察出了这么两个符合苛刻标准的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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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我指的是，在石家庄，只要是洋餐馆，好像都很受欢迎，什么平安南大街雅里郎韩国料理、槐北路日本料理、燕春花园酒店绿茵格西餐，都挺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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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华北烈士陵园值得一去，至少，可去看看马本斋、白求恩、柯棣华。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流落东北时参加了东北军。后返回故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任队长，积极领导乡民开展抗日斗争。为迫使马本斋停止抗日，１９４１年８月，日伪军突然出兵捕去了马本斋的母亲。为了支持儿子抗日的决心，年事已高的马母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不为所动，以绝食的方式来与之抗争，３天以后，马母与世长辞。母子两英雄，就这样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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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墓位于现华北烈士陵园西边，最初与柯棣华墓并列一处。１９７０年，中国和加拿大建交，陵园于是将白求恩墓单独列出，将柯棣华墓和后来建在这里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的纪念碑都迁到了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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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友人柯棣华是１９３８年９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的。他曾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工作了４０个小时，为８０多个伤员做了急救手术。后来，柯棣华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与当时也在那里工作的卫生学校护理教员郭庆兰相识并相恋。结为伉俪后不久，柯棣华到前线工作，患上癫痫，至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９日，终因过度疲劳病逝，年仅３２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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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是很容易就能看懂的城市，我懂得太快了，似乎又不好立即走开，于是就只好一遍遍在大街上遛着。
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新修的“老院子”，模仿着明、清时代的井陉四合院民居，大门正开，门内设雕砖隐壁或木构屏门，所谓“神不露相”；正房高起，以遵长幼之秩；而院落的水道只能走大门旁侧，所谓“财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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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特点之一，就是这个城市本身虽没什么看头，但是它周围却至少有几十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化积成包括建筑、桥梁、书法、绘画、佛学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温煦而包养于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之中，但这就像一个突然阔气却又拿钱也买不到值钱的家当的暴发户一样，只好很不情愿里把你往他一个乡下早年也阔过的亲戚家里打发。总之，石家庄的地位是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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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过河北的唐山与北戴河，即使再加上我很不喜欢的承德避暑山庄，似乎都比石家庄有多停留几天的价值。还是苦了石家庄，没有文化底蕴，便只有想另外的法子。于是，石家庄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服装集散地，又努力地要做制药行业的老大———据说石药集团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维生素Ｃ供应商”，还将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基地”，但愿他们梦想成真，顺风顺水地做成更多的中心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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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猴子四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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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惹谁了》是两年前热过的一本书，它表达的是一种长期被置于鄙视和放大的取笑之中的反驳。的确，大概１９９６年左右开始，全国都出现了一种对河南人的排斥，比如那时在北京的好些地方的入口处都有针对河南的小纸条，意思是不准河南人入内，现在当然好得多了，但那时候———或在较长一段时间段内———河南人都不改拖家带口地出外乞讨、牵着一只猴子四处流浪的低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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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有一段拍到了河南林县，那个村子的村长已提前打了招呼，穿得太破的人和年龄太大的丑老太婆就不要露面了，结果，那个村子实在太贫困了，安东尼奥尼跟着前边走的村长拍摄，突然，村长伸手在旁边的一排土堆上拍了一巴掌，结果，就从地底冒出来一连串的猪叫———原来那猪喂在差不多是半地下的。村长用这种方式告诉了外国人我们地下喂得有猪———一个太聪明的河南人形象就在我心里这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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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河南有几年了，但在去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又跟河南人打了一次交道。一个河南有名的企业，要在人民大会堂搞一个新闻发布会，结果说好给他们预留的１０个座位远远不够，因为他们一口气来了５０多人，而且大都是跟开会不相干的厂长经理的老婆孩小舅子什么的，一来就要住，还要小车去接送，还要随时下车去给他们买饮料，“不是为了在人民大会堂开个会，接受一下首长的接见，我们还不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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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开会超了标，吃饭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可我们再准备最后也没让这伙河南人满意，因为吃饭时人又更多了，他们几乎是冲抢着进入餐厅，然后像蝗虫一样扑向各个餐桌，有人去抓酒，有人提饮料，拿过来就往怀里扯出的布袋子里装……我们只有不停地招呼，不停地作揖，不停地把他们往上宾位子上请，不停地往餐桌上搬吃的喝的……
你问干吗要这么客气？因为这些河南人，还扣着一大笔钱没付我们啦！而且他们已经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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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多战乱，多灾荒，多异族入侵，使其长时间都成了一个祸患不绝的非人居住区，好像此地就是用来糟蹋的，也因为离乱与灾难频仍，这片土地的人口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自然淘汰，是以，这里的人都磨炼得艰难苦恨，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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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的艰苦卓绝，所以他们更注重传统宗法亲情，以礼教观念持正守平，保守而注重实惠，尤其注重自己在家族或周围人群中的名声———这是人在艰苦的环境下为自己预留一个最后生存机会的本能，他们迷信儒家，因为他们需要宗教般的凝聚力与心灵保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在这里至今仍然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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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黄河的势力范围，在长期的与水患的斗争中，人们也必须要依靠集体协作，只能以家族或是宗法观念来把所有人笼络在一起，防洪之外，还有灌溉，以及防御四面来犯之敌，这一切都把他们紧紧地压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且是手足相连，命运与共。这当然是对人———又特别是在个体没有复活的专制之下———的巨大折磨。所以，一定就会有些狡猾或是阴谋的东西要溜出来，以此让过度疲劳的生命得到片刻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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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学者卡尔·魏特夫说：“黄河的泛滥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产生。”因为要治水，一步一步地，水利就与集权国家连在了一起。当然，这是一个极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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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黄河太凶猛了，因为人定不能胜天，因为专制———只有专制才能聚积起不计成本的力量———所以，河南人要服从权威，而且是必须服从。因为服从，所以他们性格温顺，但这种温驯中也自有一种刚健和隐忍的东西在，这就是力量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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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因为一直处于漩涡之中，一直被悬在头顶的黄河压着，所以，他们逆来顺受，他们老成持重，他们不会充当出头鸟，他们深得中庸之道，他们懂得逃避到安全地带，这种长期的民性训练当然适合玩政治的才能，李斯或司马懿、袁世凯之类，都可以看作是这样的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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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臣要出头担风险，不出头更担风险，此时就更需头脑清醒，张良、范蠡两人正是这样的清醒者，他们的心境显然在道德境界之上，他们把现实的樊篱和罗网看得相当清楚，当他们敏感到自身的危险时，立刻就像鹤一样地从政治的中心飞了开去，他们属于那种能够把黑暗的政治同圣洁的天空连为一体的人中鸿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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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黑色棉袄的饥民和逃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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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６月，日军进占开封后逼近郑州，为了防止日军前进，国民党政府下令扒开郑州以北１７公里处的花园口大堤，洪水泛滥，给河南造出了大片的黄泛区，到处都是身着黑色棉袄的饥民和逃难者，这种集体记忆即使是在今日，仍深深地留在当地人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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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的灾难，造成对生命的漠视与坚韧，幸好有宗教的保护，人们在木讷中相对心静了些。东汉时，汉明帝因为做了一个梦，博士傅毅便上奏说去西方取佛法，佛法取回，汉明帝令在洛阳修建僧院，中国佛教祖庭白马寺就这样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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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敬鬼神，周人畏天，殷墟甲骨大都是关于占卜结果的记录，信神灵的传统因为得着了佛教，很快就与河南人的精神融为一体，毕竟，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他们的恐惧与忧郁，拓展了他们心灵的空间，使他们获取了某种神秘的启示与灵性的愉悦。南北朝时，洛阳一地的寺庙就有１３６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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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南宋之前的河南是中国最大的人才库：先秦两大思想家老子与庄子；北宋两大理学家程颐与程颢；两大忠臣比干、岳飞；谋臣楷模范蠡与张良；文坛两大霸主杜甫与韩愈；著名的两大说客苏秦与张仪；秦朝三丞相范雎、吕不韦、李斯；为刘秀夺天下的“云台二十八将”、打下隋文帝江山的韩擒虎、贺若弼……河南多雄才，端的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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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堡垒，他们牛劲十足，勤劳简朴，自视甚高，因循守旧，他们的早期代表就是胸襟开阔豪气干云的老愚公。总起来说，他们的性格中集中了周围陕西愣娃的老成、湖北人的心机、山东人的沉勇与河北棉农的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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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能应付各种困难，他们当然也很质朴，只是这种朴拙中又拿捏着些分寸，这就像是大聪明的前兆，老子说大巧若拙，大音稀声，大智若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