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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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和城垣，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以紫禁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外城，由四道城池围护。
外城由东向西依次为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内城由正阳门（前门）开始，向西依次为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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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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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四合院院落重叠，前廊后厦，抄手游廊，垂花门，影壁，隔断，都十分讲究，这种布局讲究明显受到古代风水说的影响，大门都不开在中轴线上，而开在八卦的“巽”位或“乾”位，所以路北住宅的大门开在东南角，路南住宅的大门开在西北角。一般又分为正房与厢房，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妇女住内院，来客和男仆住外院。长幼尊卑，各安其序，四合院的神髓就在于一个“合”字，将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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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绰的四合院修好了，背靠背或面对面地平排着，每家每户之间、每排院落间，不是要留出通道么？这就是胡同。元人修了三进大四合院，明人清人就只好在中间空地来挤，这样，在许多有名的大胡同中就又产生了大量无名的小胡同，“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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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是北京古老文化的载体，跟京戏、京调、京味一样，号称“姓京”，但却是外来文化，它最初来自内蒙古，逐渐生根，从本来的地名通称，演变为一种文化范畴：活的文物，精神余脉，静态与动态，历史到现实，自然的以及人文的一切，都被包纳在内，而把数千条北京“胡同”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连在一起，就真的是一部北京的百科全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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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胡同多，离大街远，且交通不便，因此买个什么零碎东西的，大都取之于串街小贩，于是，做街头小贩就不能不懂“吆喝”。
“磨剪子来———锵菜刀！”
“小枣儿的豌豆黄儿来，大块儿的唉！”
“扒糕哇，筋刀酸辣呀———”
“豆腐脑儿热耶！”
“酸甜的豆汁儿来———麻豆腐！”
“葫芦儿———冰糖的唉！”
侯宝林说的相声中，极善于学唱北京小贩的吆喝。而现今还有一位“京城叫卖大王”，更是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卖弄过他的吆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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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呼吁保护胡同，只有住在胡同里的人例外。我问过许多北京人，都说胡同的主要问题是厕所和取暖。而且就是在每天游人最多的后海胡同区转悠，也能不时闻到一种陈年老臭的气味往鼻孔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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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厕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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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胡同里的厕所，一早起来，各家都拎着夜壶先是倒，再是涮，至于晚上，厕所的灯泡总是阴森森的，像长毛的绿毛怪，当然，还有个老喜欢给小孩讲鬼故事的大妈，总之，去一趟厕所都得消耗许多肾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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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真就惊现了“绿毛手”。有人夜入公厕，放松完才发觉未带手纸，就可着劲埋怨自己，忽然，坑底伸上来一绿毛手，恭奉着一叠手纸，并怪声曰“此刻不用此纸，今日必死。若用此纸，明日方死。”只好用吧，次日果然死了，传闻越来越盛，公安局乃派大胆侦察员夜晚蹲坑，果然等着绿毛手出，侦察员击之，次日遍寻伤手，才见一工友手缠纱布，死磨滥审，方承认是国民党残渣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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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是指琉璃厂外面的空闲地，位于和平门外，元代在此设立琉璃窑，清乾隆年间迁走，但仍保留了琉璃厂和厂甸之名。后成为热闹的集市中心，逛厂甸是老北京人过春节时最大的乐趣，全城的商贩纷纷前来建肆设摊，什么稀奇洋玩意都可见到，因而名声犹播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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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处在前门与永定门之间，东南是天坛，西南是先农坛。皇帝要到两坛祭祀，在此建起颇为壮观的汉白玉单孔高拱桥，因是专供皇帝跨行，故称天桥。后因铺设电车路轨及展宽马路，天桥便有天无桥了。
天桥是旧北京江湖艺人云集的地方，耍杂技的、唱单弦的、说大鼓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演皮影戏的、练武卖艺的，把个天桥热闹得像个民间节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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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七百余座庙宇，春节期间，大小庙宇均向香客、游人开放。在庙内及门前设有集市，称做庙会，北京庙会以白云观、大钟寺、东岳庙等处最为著名。但２００３年密云庙会踩踏死人事件发生后，这个旧风俗可能也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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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北京不说老舍没法交差，干脆抄一段老舍的书吧：
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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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最细的“心血”出在吴沃尧的笔下，说的是民国初年一个在茶馆里吃茶的没落旗人，精彩之极：
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子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是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粒芝麻掉桌缝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我从来没看到这么故意不辛酸的文字，心麻麻的，恨恨的，痒痒的，哭又哭不出，至今一想到这段文字就忍不住地要喊出来说：倒驴儿，你就把架儿也索性倒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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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北京故事”，极其耍�
京师有甲乙二人，以争牙行之利，讼数年不得决，最后彼此遣人相谓曰：“请置一锅于室，满贮沸油，两家及其亲族分立左右，敢以幼儿投锅者，得永占其利。”甲之幼子方五龄，即举手投入，遂得胜。于是甲得占牙行之利，而供其子尸于神龛。后有举争者，辄指子腊曰：“吾家以是乃得此，果欲得者，须仿此为之。”见者莫不惨烈而退。
这游戏是说什么呢？绝不是竞争，而是生意场上的赌命，或是一种特殊的竞争或永不想竞争的手段，我觉得这种事只跟北方人的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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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道都有方向，正的，直的，如是斜的，还专门表明了，如烟袋斜街。这就仿佛一个小儿写一篇作文，还在抬头上也要写上作文二字。
处得久了，知道废话也就是这么来的，而北京就是天下最大的废话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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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篓子可也是有佐证的，侯宝林《戏剧与方言》说：北京，冬天，晚上，一个人起来上厕所，磕碰醒了家里的人，不知是哪一位，总之，就对答上了，被吵醒的就说：我当什么啦，这么晚了，哐当一响，吓我一跳。要跑毛厕的就说：嗨！是我呀！我是你的谁谁谁，怎么吓着你了？我就是起来去上厕所，没想到真把你吵醒了，我可是轻手轻脚的，小心着哩。被吵醒的就又说：没事，这么晚了，你要注意身体，半夜上厕所不是？要穿着点衣服，别着凉了，着了凉就不好办了，对了，你穿衣服了吗？前几天隔壁那个……你猜怎么着？医院去了，一躺好几天了。这位当然还没走出门，别人不是关心你吗？就又说：劳你挂念了，没想到真把你惊醒了，您放心睡吧，我去去就来，我会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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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厕所（2）
这是去的路上，回来呢？保不齐的还有一通结束语就到天明了。总之，半夜上厕所，总是很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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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抱怨北京人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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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都听外地人抱怨北京人的废话，我以为这是一种传统，就是热情加无聊造成的，所谓热情，是一种遗传，从关外带进来的，外地人嘛，到了汉人地盘来做主，总得显得大器些，难免就热情，至于无聊，那是因为吃也没什么好吃，玩也没什么好玩，所以，好不容易见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能浪费吗？两方面这么一凑，当然就废话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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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一边多废话，一边又偏偏不耐烦，根本不想对外地人或陌生人多说一句，嘟噜着嘴听不清报的站名，瞎喏喏不想给你服务的售货员，总之，他们既像是没有睡醒，又像是心如死灰，还像是积攒着一肚子坏水。总之，好像你前半生就欠着他一个什么宝贝，或者，他高贵得就一直等着你去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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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废话是跟它的主持人数量相关的，这是我流浪多年发现的一个道理，到了北京就把这道理又上升为真理，因为北京的电视台最多，主持人也最多，都是一个职业，都要取悦观众，哪有那么新鲜的话啊？于是，只有废话不缺，而把废话说得好的就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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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北京人说的北京土话去掉京味儿，就成为了普通话，可这样就没了京味儿，北京人可不愿意丢掉这个。听他们京腔京韵地说话，常常都觉着很有趣儿，当然，他们的废话和屁话除外。随便记下些他们的日常口语吧：说“不重视”一般用“仨瓜俩枣儿”，说“胡同串子”意指“游手好闲之辈”，“肝儿颤”是说“气愤到了极点”，“丫挺儿”是骂人“丫头养的”，而要说“做事”、“西瓜”等字则把后一字读轻声，然后就是像离不了的甜酱一样地使用儿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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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人大概室内生活太多，磕头又太久了，所以多礼，贩夫小卒也一样，讲个道理，说个章法，都是满族旗人规矩，按着等级来的，大概刚见着汉族文化，有点先自吸收的喜不自胜。“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有尺寸管着，却又极自然，似乎不假约束———也是传统社会做人的理想境界，到了这境界，礼仪行为即艺术化了。由技术而艺术，极人工反近天然，做人圆通之至倒令人不觉其圆通。‘礼’于是成了‘其人’的一部分。”（赵园《“北京人”种种》）
礼，慢慢就成为了知识，也就流于了世故，虚假。所以，北京人讲求“自幼就深知主人们的眉眼高低，言语轻重，且熟谙京中各府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