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王牌特种部队实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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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种作战，沙龙有着其独特的，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当上面要求他抓一名叙利亚人以交换一名被抓的以色列人时，他命令伞兵们把一只大桶点上火放在公路中央。一名倒霉的叙利亚司机路过时，对这个突兀的大火盆甚是纳闷，因而停下来想看个究竟，伞兵们没费任何力气就捉住了他。还有一次，上面命令这个营去攻占一座埃及人占领的小山，当部队接近目标时，沙龙命令打开全部车灯，从正面大摇大摆地上去。他认为，强烈的灯光和有恃无恐，会让埃及人误把他们当成一支坦克纵队。事实证明，当汽车队在小山附近来回转时，埃及人退却了，根本没有对真正的袭击部队作出任何抵抗。
另一方面，战斗的胜利使得沙龙故态重萌，这支部队不久就表现出了１０１部队综合症。简言之，就是每一次任务，沙龙都以特有的狂热，使它超出上级原定的范围和程度，而且在事后总有理由阐明，为什么扩大行动是必要的。国防军当然需要他这种指挥官，但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不可驾驭和捉摸不定。但这时的政治环境对沙龙是有利的，一方面，总理本·古里安、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和新入主外交部的梅厄夫人都是对阿拉伯世界持强硬态度。另一方面，这支频频执行越界行动的部队，成了“整个国家进行集体报复的工具”（出自时任代总理的摩西·沙里特的日记）。伞兵部队的行动，甚至对中东地区的格局都产生了影响。１９５５年２月，以色列在加沙对埃及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次袭击。３８名埃军士兵被杀，４４人受伤，沙龙的部队阵亡８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表示，由于这次袭击，他确信埃、以间的和平已成泡影，他被迫转向前苏联以获得援助，并与原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军售协议。说一次，不如说是这一年多来的一系列特种作战，而使得地区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进而在次年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这在特种部队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同年，８９０营和新建的“纳哈尔”空降营、预备役伞兵营合并为２０２支队，沙龙任司令。至此，从１０１演变而来的这支特种部队，开始迈入大规模的正规军行列，并最终成为陆军最精锐的两支部队之一：第３５伞兵旅。沙龙作为特种部队指挥官的经历也大致结束。
１９７３年，随着埃及新总统萨达特的就职，埃、以的紧张关系在表面上有所缓和。沙龙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处被告知，他不可能获得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且，在年底南部军区司令任期届满后，连这一职务也将被解除。他递交了辞职书并获得了批准。他于７月离职，立即加入了自由党，准备在政界发展。但仅仅三个月后，１０月６日，埃及和叙利亚利用犹太教的赎罪日（那天，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在犹太会堂祈祷，然后在家中静坐禁食），出动２００架战机和６０００门火炮同时从南北方向向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三分之二的军事目标在１０分钟内被摧毁。埃及突击队强渡苏伊士运河，使以色列耗资２．５亿美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成了第二个马其诺。任南部预备役装甲师师长的沙龙再次被委以重任，率部从两个埃及军团的缝隙中强渡苏伊士运河，使埃及第三军团陷入重围，为以军在南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１０天后，埃及被迫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沙龙装甲师的士兵用白灰在坦克上书写了这样的字句：
“阿里尔，以色列之王！”
阿尔侬将军和他的战士（1）
“这是一支不存在的部队，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也许将来也永不会存在。”
亚伯拉罕·阿尔侬少校为自己正在计划组建的部队竭尽了心力，他预感到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全国防军最精锐的刀锋，以色列国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几十年后，当他长眠于耶路撒冷军人公墓时，他的国家对他的评价是：“陆军准将，保卫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无名英雄。”就一位将军而言，阿尔侬的确默默无闻，即便是在军界，因为他的贡献大多数是不能够公开的。
也许，每一个以色列民众都能够真切地感觉到这种贡献，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贝鲁特，在突尼斯，在乌干达，在他们与劫后余生的亲人流着泪拥抱的时候，这支部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在新闻保密检查极为严苛的以色列，这支部队时而被称为“国防军某精锐部队”，时而被称为“伞兵某部”，时而被简化成“某部”，而在无话不说的国际互联网上，它又被传为“２６９部队”，“参谋本部侦搜队”……
事实上，所有这些称呼都意味着同一支部队：ＳａｙｅｒｅｔＭａｔｋａｌ——国防军第２６２部队，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
以色列官方的立场是，这支部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
曾有一名美国人为全世界的特种部队推选排行榜，将这支神秘部队的综合战斗力排为世界第五。的确，总参侦察营的装备水平远非世界最先进，官兵待遇也远谈不上最优越，但在冲突不断的中东，战斗本身就是这支部队最主要的训练课程之一，这是其他任何部队都无法比拟的，认真论起实战来，这个营的排名可能还要靠前一些。
任何国家的任何军队，都毫无例外地珍视自己用血写的荣誉，每一支王牌部队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总参侦察营的故事是这样的：
“阿尔侬少校成了情报部队中的教父，就像地下世界万能的主宰者那样，如果出现了什么用常规手段难以应付的棘手问题，人们会去找他。”一位美国人在撰写有关阿尔侬的文章时，很自然地说出了上面的这段话。的确，阿尔侬和好莱坞那位著名的柯利昂先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亲手缔造了一个坚忍、高效、但不能公之于众的行动组织。在这方面，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在阳光下面，他们则尽量做到默默无闻。
亚伯拉罕·阿尔侬１９３０年生于耶路撒冷，他一生中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组建并塑造了总参侦察营。
他出生的年代正值动乱时期，故乡耶路撒冷当时正是一座被暴力和仇恨包围的孤城。阿尔侬很早就参加了以色列人的武装组织——１７岁那年，他参加了“帕尔马赫”。一年之后，他已是著名的“哈雷尔”旅第四营的战士，在伊扎克，拉宾旅长（后任以色列总理，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因倡导中东和平遇刺身亡）的率领下，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最残酷的打通耶路撒冷交通生命线的“血路”之战，和战争后期在南线的大反攻。
这名经常沉默寡言，很少流露感情和想法的战士，很快就被上级认为是搞秘密情报工作的天然材料。战后１９４９年，他被选调到作战部情报局，即后来的总参情报部。２７岁那年已升至少校军衔，负责一个向阿拉伯国家布建间谍网的秘密单位。这个单位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以色列收买间谍和告密者。阿尔侬经常行踪诡秘地出没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的穷街陋巷，在不惹眼的安全点内与各色各样的情报贩子和敌国叛徒接头：付钱、收货、布置任务、讨价还价……这是一件肮脏的工作，天生伴随着敲诈和背叛。但阿尔侬不得不耐心地、日复一日地与这些人打交道。事实上，由于没有像样的侦察情报部队，这些人在当时几乎是国防军惟一的情报来源。
使阿尔侬决定放弃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是：这种获取情报的方式和他本人对侦察情报工作的理解相差甚远。告密者提供的情报质量不高，经常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又根本无法证实。此外，情报局当然想主动地搜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阿尔侬只能从告密者提供的情报中进行挑选，就好像在一家别扭的餐厅里，不能点菜，只好有什么吃什么。
在那些日子里，阿尔侬看得最多、反复琢磨的一本书是英国特种部队创始人大卫·斯特林上尉的回忆录《勇者胜》（Ｗｈｏ Ｄａｒｅｓ Ｗｉｎ）。上尉在书中回忆了二战期间指挥突击队在北非沙漠中与德军战斗的经历。这无疑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阿尔侬可不是看来解闷的，这位沉默而睿智的情报官在多年的工作中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观点：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建立一支侦察部队去从敌人那里主动直接地获取情报。而为了有能力这样做，这支部队必须由最优秀的人组成，接受最先进的训练。斯特林上尉创立的英军特别空勤团（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是一个现成的、再理想不过的范本。
在建立侦察部队这一点上，阿尔侬的观点与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是一致的，将军本人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了出来，但不幸的是他不久就退役了。继任总参谋长拉斯科夫将军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恰好相反：经过１９５６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周边环境相对安定，国防军要做的是大力加强常规部队的建设，以色列国防的基石是空军、装甲兵、伞兵、海军……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建立情报部队并不是一件急着非办不可的事情。将军手下的参谋们，大多数一直在正规军中服役，当然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阿尔侬关于成立侦察部队的建议在总参谋部及作战部情报局里，成了一件很令人头疼的麻烦事——少校坚韧得像一株老藤，他不停地游说、争取，向所有的上级和同事们反复说明，为什么国防军需要情报部队，尽管他们对他的构想和蓝图根本不感兴趣，但阿尔侬兴致高昂，而且百折不挠。最终，受够了折磨的总参谋部决定和阿尔侬幽默一下——默许他着手组建和指挥一支他想要的那种特种部队。在阿尔侬看来，这当然是个伟大的胜利。但上面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图个耳根清净，把这个成天嗦的家伙打发到荒凉的沙漠里，去训练那支不存在的部队好了，他可以随便干点什么——只要离开特拉维夫。
欢天喜地的阿尔侬准备着手征募部队，但他还没真正开始，就有传言出来说，上面已经对这个决定感到无味，要终止计划。恼怒的阿尔侬开始给他认识的高级军官们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这些军官不久也被他烦得不行了，开始躲避。看到这一招没有效果，焦急的阿尔侬，甚至对上级用上了他搞情报的那一套：１９５７年的灯节，他给总参谋长拉斯科夫将军送去了一柄贵重的镶满黄金和宝石的阿拉伯弯刀。这次幼稚的行贿当然没有成功，但过了不久，阿尔侬终于情急智生，为拉斯科夫将军安排了一次异想天开的绝密演习：他将手下的一名精干军官埃利·吉尔打扮成阿拉伯人，在他的大背袋里放满了标有“绝密”字样的“国防军文件”，然后，将他打发到戒备森严的北方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边境处。只有拉斯科夫将军、阿尔侬、国家警察总监和吉尔本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吉尔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