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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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杩浦猓鹞匏洌杂芍伦芾咳�6。也就说，民国初年的自治法令在衡山县仅限于“文本制度”的意义。
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说，民国初期的这种“地方自治”，是在封建皇权受到冲击和废除的情况下，沿袭清末的制度安排所采取的一种被动式回应，因而它具有一定的“民权”色彩。但是，在那个动荡时代，民众根本不可能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自治权，统治者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暴力机构实行强权统治7。特别是，民国初期，由于封建土地制度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使土地表现得更为集中，这就决定，那种以“民权”为外衣的“地方自治”，只能是地主阶级的专制，那些通过自治组织选举出来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同昔日的封建官吏一样鱼肉人民8。
第二，族权被进一步强化，各种宗族组织兴起。由于宗族私刑被国家法律所禁止，族权在人身强制方面受到限制而削弱，经济强制则因控制资源的增加而加强。
民国初期，各地族权和宗族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建祠堂、编修族谱和购置族田。据湘潭县志载，民国初期，湘潭县199个姓氏建有族祠9。而我们在岳北地区发现，许多村一级宗祠都是在这时建筑的。修建宗祠不是简单的土木土程，它需要通过编修族谱来加强与族人之间的联系并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增加了宗族组织的权力，完善其组织系统。这也许正是我们在岳北地区发现为什么民国初年大量编修族谱的原因。而且，我们在岳北地区发现，这个时期，各族谱记载得比较多的是购置的族田，并对族人所具有田地也给予了…定的关注。《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就大量记载了光齐堂公约买据和各房约据，从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以宗祠及其他宗族组织的名义购买了大量的田地10。
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民国初期各地宗族势力得到发展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1）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革命可以利用的基础是宗族团体。他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11而且，“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12。因此，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对于宗族势力不是采取限制或取消的态度，而是在许多方面企图借助于宗族的组织系统来服务于革命。
（2）民国初期，国家基层政权出现真空状况，各种恶势力乘机进入乡村社会，不仅土豪劣绅鱼肉百姓，土匪兵痞也横行乡里，地方社会治安相当混乱，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乡村社会需要能够承担维护社区政治稳定和安全的力量和组织，而原有的宗族组织是最为经济和有效的资源。
但是，民国初期的族权已与清代的族权在性质和形式上都具有了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民国的族权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的强制，人身的强制受到了国家法律的制约，虽然有的宗族组织对违反族规者，还施以杖责、木枷，甚至沉潭处死，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和传统乡村的类似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了。因为，在清代，此类行为得到了皇朝的许可至少是默认，是一种可以不追究的“合法”行为。到民国，从成文法方面来说，宗族组织私自处死族人，则是违法的，要受到国家的法律追究。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就将民国时期的许多法律收编在内，以作为立规之标准13。由于宗族缺乏对族人进行人身限制或惩罚的权力，通过经济强制的方法则成为了宗族继续发挥作用的主要依托和手段。为了增强这种经济强制的能力，宗族组织就得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族产总量和控制族人家产。在岳村的胡杨氏族谱和山霞李氏族谱中，我们发现了宗族组织以违反族规为由，罚没族人财产的记录。
第三，绅权发生质变，各种社会势力以暴力和强权的方式深入到乡村社会，成为了对社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权威。
在中国历史上，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从来就没有得到社会普通认同。各地军政府在与北洋政府的博奕中，以推行社会自治为名，不断地扩充其势力，使地方权威迅速膨胀。但在民国初期，这种新的军政势力一般都还停滞在城市政治层面。乡村政治社会与体制性力量的距离加大。这就使代表体制性力量的保甲执事人员的作用受到影响，宗族组织在形式和功能上逐渐替代了原保甲体制的部分功能。而原来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士绅阶层，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民国的激变，加入了城市化的浪潮，因而留在乡村的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他们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也很难发挥作用。于是，那些以暴力为后盾的社会势力则乘机以强权的方式进人乡村社会，一些暴发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绅”则逐渐兴起，许多人成了地方上新的头面人物，乡村成了一个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区。绅权开始变质，从民众自愿的服从发展成为以暴力和强权为基础的地方恶势力。而这种恶势力形成后，就与官府及宗族组织相互勾结，巧取豪夺，横行乡里。原来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三角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绅权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会道门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深入到乡村社会。像洪帮、同善社、安良会、最乘教、归根教这些会道门组织都先后在五县开展过活动，并在许多乡村成立过事务所或佛堂等机构，以增强其影响力。特别是清代就发展起来的洪帮（也称天地会），因许多县的首领（如湘潭的马福益）接受过革命党人的黄兴、刘揆一为首的华兴会的领导，参与过反请活动14，革命后大都以功臣自居，所以在民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在许多乡村（如湘潭的易俗河等地）都设有机构，其成员大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了地方权力真正的拥有者。在民国初年，由恶霸、富商和官吏组织的同善堂更是如此。在五县的县城都设立了“先觉祠”或佛堂，而且在广大农村设立事务所。当时在岳北影响最大的就是伺善堂在岳北设立的事务所15。这些会道门组织的道首、道徒，大都利用其团体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在乡村社区的影响，而成为地方权威人土，分享了乡村社会权力。
总之，辛亥革命后，构成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基础的皇权、族权和绅权发生了变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多重权力中心，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构受到了影响。这样、在民国初期、“政治上层，虽由君主而移为民主；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其于地方政之组织与区划，仍依清代旧贯，殊鲜更张，因此所谓地方事业，不操之于官，即操之于绅；等而下之，又操之于棍痞。生杀欺夺，民之所能自存者几希，民之所能自主者几希，民之所能以自致其治者亦几希矣”16。广大乡村遂成为了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
二、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
中国农民的又一次革命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爆发了。这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员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这场革命的最初形态却与岳村密切相关——以岳村一带为核心区域的岳北农工会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使之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
岳北农工会是岳北人民最引为骄傲的历史。1923年4月，在浙江萧山和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当时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回乡后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向贫苦农民讲革命道理，介绍安源、水口山工人罢工的胜利，贫苦农民听了深受鼓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近300多骨干分子参加农运工作，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十人团的组织方式，以村庄为单位，成立农民组织，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1923年9月，湖南军阀开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于9月3。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近3000多人，正式成立岳北农工会。大会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7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任农工会正、副主任，并决定以刘捷三公祠为会址，发表了宣言和四项行动案17，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岳北农工会成立之后，即开展反对地主将粮食外运的阻禁平粜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将停泊在晓岚港待外运的地主的几百担谷子给扣下，强迫以1元钱4斗5升的惩罚价格卖给农民，并狠斗了岳北有名的大地主廖连元和赵念慈（军阀赵恒惕的胞兄）。其影响迅速扩及衡阳、湘乡、湘谭等县，会员多达4万人。由于岳北农工会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用重金收买衡山知县戴敦汉，勾结军阀谭延■派驻衡山的谢国光部，封闭了农会，并逮捕了刘东轩和谢怀德等农会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农会一方面组织近800人与谢国光部进行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向驻守在衡阳的谭延报告情况。由于谭当时表面上愿意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利用农民力量来对付赵恒惕，即出告示支持农民运动，命令谢国光释放被捕人员18。可是，不久谭军退出衡阳，旧军阀赵恒惕重新控制了湖南，形势突然逆转，赵恒惕不能容忍革命的火焰从他的老家烧起，乃派兵一营镇压了岳北农工会，枪杀了农会骨干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等人（即时称的“岳北四烈士”），逮捕了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70多人，焚烧了岳北农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住房19。岳北农工会被解散，农民运动暂时进入低潮20。对于岳北农工会的深远意义，邓中夏指出，“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21。李维汉则有更为形象的说法：“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始为有名的岳北暴动（民国12年），但在赵恒惕淫威之下，完全被镇压下去了。然岳北暴动影响，周围四五县的农民脑子中都不忘记‘岳北’二字”22。
正是由于有了“岳北”的这一记忆，1925年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23，中共湘区委员会指派在安源煤矿做工的中共党员赵国城等回家乡岳北，重整岳北农运这面旗帜。1926年2月，赵国城、彭桂峰等9人在白果下街圣帝殿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方工作，几个月内农协基层组织秘密发展到8个。5月，北伐军进入衡山，岳北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6月上旬，岳北农民协会成立。赵国城任委员长，彭桂峰任副委员长。1926年5月衡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成立了衡山县农民协会，中共衡山特别支部书记刘爱农担任了委员长，赵国城等人担任执行委员。月底，全县建起13个字号农协和203个区农协。1927年3月，县农民协会改编了县团防局，成立了农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