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看红楼 (不全)作者:周思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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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神话是曹雪芹虚构的还泪神话。
也有些学者把它叫做（仿）拟神话或者亚神话。这个神话中神瑛侍者和女娲补天所炼的那块石头具有哲学和艺术上的同一性。“瑛”字意思是“似玉之美石”，很美，像玉，不过本质上还是石头。而且神瑛侍者与那块补天之石一样，也不愿在天为神，“凡心偶炽”，下凡成了贾宝玉。所以这两个神话的共同之处是，石头是由于女娲所炼才通了灵性的，神瑛则在警幻仙子手下工作，所以都体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理念。但是还泪神话不是补天神话的翻版或简单补充，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从对于贾宝玉的文化基因角度来说，主要是明确了他在天堂的身份和工作：他在西方灵河岸旁警幻仙子手下工作，虽然是神，不过级别较低，是个侍者，就是服务员。为谁服务呢？为花花草草浇水。从绛珠小草变成一个女孩来看，这个神话的核心是：暗示神瑛侍者伺候着众多女性。神瑛侍者虽然成了荣国府贵族公子贾宝玉，但他在包括许多丫头在内的少女们面前，依然扮演着“侍者”的角色。他住在“怡红院”，写诗填词题名“怡红公子”。“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代表女性，“怡”是愉快，在这里是使动用法，“怡红”就是使女性快乐。这就是贾宝玉的第三个文化基因。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要表达的是，男性要为女性创造一个能够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使女性生活得愉快。这种对女性尊重、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地位甚至更高的“怡红”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当时18世纪中期的欧洲也处于前沿。
《红楼梦》第一回，通过脂砚斋的回前总评，曹雪芹表示这辈子见过许多异样女子，行止见识都比他强得多，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就是“颂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就不难发现，凡是同一辈份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贾府地位最高的是老祖宗贾母，是贾府第二代硕果仅存者。她年轻时比王熙凤还能干，而且人品显然比她好。贾府第三代“文”字辈最能干的不是一味好道的贾敬，也不是内不会治家外不擅用人的贾政，更不是老色鬼贾赦，而是那个小事不管却特别注意抓大事的王夫人；贾宝玉不仅是第四代“玉”字辈的杰出代表，也是贾府所有男性中的佼佼者，但和同辈的姐姐妹妹们一比，他就逊色了，连他自己也常常自叹不如。有时候，比如元春省亲时作诗，全靠黛玉充当枪手，宝钗也明目张胆地帮着作弊，加上元春只顾和贾母、王夫人等说话，没认真监考，贾宝玉这才蒙混过关。第五代的贾蓉，和秦可卿的远见卓识、才干、声望，那就差得没法比了。所以曹雪芹要“颂红”。
但是那些具有补天之才的女性不仅无补天之命，而且都以悲剧命运了结一生，从而表明这个社会（天）必须灭亡。于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写这部《红楼梦》，要让这个社会最后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悼红”。
所以，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红楼梦》的深层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颂红、怡红、悼红”这六个字。当然，还有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反对科举制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有些大家易于理解，耳熟能详，就不多说了，有些我们在后面分析不同人物时会涉及，这里就不一一说了。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贾宝玉的那几个别号了。他住在怡红院，“（那些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十七十八回）。大观园所有的水（象征少女）都汇合到怡红院附近，怡红院是少女们的活动中心。所以贾宝玉就成了“绛洞花王”，“无事忙”，他成天忙的都是为姐姐妹妹们服务的事，依旧扮演着侍者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她们使碎了心。但是，从封建道德规范来看，在封建意识严重者眼里，贾宝玉忙的这些事都不是正事，所以才说他是“富贵闲人”。整天闲着，却不去读四书五经，不去为自己的举业、前程奔走操心。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被巧妙地衔接在了一起。
贾宝玉有反抗，但很微弱，他只能做到那个程度。无论是石头或神瑛侍者，他们下凡都不是来改造这个世界，更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羡慕红尘繁华，来享受（“受享”）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补天的。这就是贾宝玉的第四个文化基因。因为曹雪芹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尽管当时被称为“盛世”，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盛世”，但是曹雪芹却已经深刻地看出它正在加速腐败并且必然走向灭亡的本质，一再强调当时已经处于“末世”。那个“天”已经没法再补了。也就是说，那个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在小说中，曹雪芹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补天”；还有一个就是要享受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受享”。石头既然无命补天，而它又通了灵性，具有了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它就应该有权受享，享受人性需要的物质生活、精神自由，满足情感需求，这具有充足的合理性。这和西方18世纪流行起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是一致的。所以贾宝玉特别不愿受家庭、礼教的束缚，千方百计想要挣脱它。因此，贾宝玉不是一个“补天”型人物，而是一个“受享”型形象。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贾宝玉在小说前八十回中的所有行为，他有过补天的打算么？做过一件补天之事么？都没有。所以贾宝玉无论上学还是完成父亲给自己留的作业，他都凑合了事，应付差使，甚至由姐姐妹妹们包括丫鬟在内，帮他作弊，蒙混过关。他也不愿意和那些忙于补天的人如贾雨村等交往。谁如果要劝他做些有助于补天的事，他就会生气，薛宝钗、史湘云都为此碰过钉子。而他和黛玉之所以情投意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黛玉从来不对他说有关补天之类的“混帐话”。高鹗所补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一个重要区别和差距，就是贾宝玉尽管最终出家，但是他毕竟还是应试“补天”去了。
因此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那么它写的不是“补天”，而是“受享”。
“受享”的进步性绝不亚于“补天”
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伟大代表《红楼梦》说成是写了一个“受享”的故事，岂不是贬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么？不是。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总是把“享受”仅仅看作是物质享受，而且一定是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果以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
享受＝物质享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实际上享受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人格修养者有大不一样的享受观、享受需要和享受途径。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表达的“受享”，是对自由、平等、情投意合的爱情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很高层次的朦胧追求。明代中后期一些中国文人开始猛烈抨击程朱理学，要求挣脱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著名思想家李贽明确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们重视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曹雪芹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作出贡献和接受回报，受享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性的两个基本要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当“石头”不但被剥夺了补天权利并被抛弃时，他的受享要求就更加值得同情与肯定。受享可以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受享者在自己的付出上也有大不一样的表现，因为真正高尚的受享者必定同时也是一个会对社会对他人作出贡献者。总之，受享有不同类型，同一类型还有不同高下的层次之别。贾宝玉对精神自由、真诚感情，对少女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的执着追求，是他“受享”的基本内容。贾宝玉对传统观念中走仕途经济的所谓“正事”不感兴趣，在为姐妹们的“忙”中受享到了精神上的无比快乐。在宋明理学越来越走向扼杀人性的清代，当理学日益腐败而成为礼教，这种张扬个性，要求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完善人性的观念，在当时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超前意识，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可以说，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彻底否定当时那个号称“盛世”实际上已经是“末世”的社会，因此“受享”的进步意义丝毫也不亚于“补天”，而且有过之。无论是贾宝玉形象还是小说的思想价值，都比写一个“补天”的故事要深刻得多。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缺乏“补天”型的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贾宝玉式的“受享”类艺术形象。《红楼梦》的现代性和它的无穷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此。
将贾宝玉塑造成为一个受享者，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完全否定补天的必要性。这里我们要回到补天神话的“石头”上来。因为石头被女娲炼出来就是为了补天用的，它当然愿意在补天的伟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这个社会已是“末世”，它不允许众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补天，反而将他们推入深渊。这个社会毁灭了这么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那么再合理不过的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自身就应该毁灭，所以曹雪芹最后要让它“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于曹雪芹不知道未来之世究竟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才感到悲哀，并将这种情绪镌刻在贾宝玉的骨子里。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恩格斯在《致玛· 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论断一直是文艺批评包括《红楼梦》研究的经典性标准之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先入为主，就难以解释既定理论外的艺术现象，几乎一致公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贾宝玉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200多年前的脂砚斋到当今读者，无不感到贾宝玉身上有许多十分奇特之处，无论是人物本身还是曹雪芹塑造他的方法，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理论都很难解释得圆到，往往十分勉强，有削足适履之感。那是因为我们先验地有了一个框框：最伟大的作品必定是而且只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决不可能是别的。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套，自然会有套不进去或不大恰当之处，于是要么回避，要么认为曹雪芹没有做到严格的现实主义，甚至是“败笔”。如果我们不存先入之见，而是完全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发现，曹雪芹在出色地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还大量地成功使用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两个神话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在长篇小说中运用典型化手法与非典型手法相结合，塑造出了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是生活在18世纪的曹雪芹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他第一个解决了象征主义不能创作长篇小说的世界性难题。
曹雪芹不仅在人物定位上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