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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一个人的爱与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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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乞者》、《墓碣文》等篇的文字占去全书大半,鲁迅虽谦称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却大可以移用雨果形容波特莱尔的话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在作绝望的抗战中,斗争的双方并非是一个战胜另一个,而是永远的缠斗不休。存在者要自由的生存,就不可能逃避斗争,一如不能逃避黑暗。鲁迅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黯,一面依然抱着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这是他高出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地方。他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这是一个自称为“奴隶”者的哲学,与一般的自由哲学家的哲学是很不一样的。
  哲理性,即思与诗的结合,是《野草》的一大特点。它通过大量的象征,画面切割,即时场景的设置去表现,也有直接诉诸于一种箴言式的话语的。而象征,又往往经由梦境的创造进行。《野草》23篇中有9篇写到梦境,好梦如《好的故事》,恶梦如《墓碣文》,作者一面沉浸其中,一面又力求摆脱。我们都生活在弗洛伊德说的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上,作者则经常潜入海底,明显地比我们多出一个世界,多出另一层冲突。读者可以在梦幻中思考它精确而又众多的歧义,摸索它同现实的对应性联系,探测作者的灵魂的深度。
  《野草》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激越、明快、泼刺、温润,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作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悲剧性情绪,它源自生命深处,许多奇幻的想象,其实都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最富含热情的语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气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死火》中描写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纤结如珊瑚网。”《野草》的语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无数张开而又纠结在一起的红艳的珊瑚枝。
  作为一部灵魂书,《野草》开辟的境界,在中国的精神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置于同时产生的如艾略特的《荒原》等西方现代文学经典之列,一样卓然不凡。
  诗: 旧瓶装新酒
  作为诗人,鲁迅新诗旧诗都做过。从当时寥落的诗坛来看,鲁迅的新诗是有着自己的创造的,朱自清对此有过公允的总结。可是,除了后来几首讽刺诗以外,他不再写作新诗。因此,说到鲁迅的诗,实际上说的还是他的旧体诗。
  鲁迅的旧诗写作有两种情形: 一是有不能已于言者,非言说不可,如集中的悼亡诗。二是应友人索墨而作,用他的话说是“偶尔玩玩而已”。比起小说杂文,写诗于他不过余事。他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开始时,并不曾起意编入集中,这是的确的。然而,就在这样的诗作当中,仍然可以随处看到他作为一名思想战士的丰神。
  鲁迅的旧诗,首次由友人杨霁云编入《集外集》内。集子送审时,文章被抽掉而保留了旧诗,鲁迅写信给编者说:“《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所谓“明白”,就是指诗中的讥评时政的内容。如集内的《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二十二年元旦》、《悼丁君》等,对于政府的专制高压,剪除异己,荼毒生灵,践踏文坛,抗议是明白的。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还有《赠邬其山》、《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赠画师》等,暴露自“清党”开始的系列血腥镇压的事实,直指南京政府,态度可谓激烈。其余诸篇亦系感时忧世之作,总之是明明白白表示不满的。
  这些诗作由于有感而发,并非为了发表,所以,能够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体现其固有的美学品格。鲁迅在文化观念上无疑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人,但是在审美方面,却是传统文化的优秀的继承者。他喜欢汉代石刻,明代版画,写文章喜欢夹带一些古字而不肯随俗,因为喜欢骈体文以致在文中也用了许多对偶句子,连书名也做出对子来,像《呐喊》对《彷徨》,《三闲集》对《二心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之类。写旧诗大概也可以算得是他的一种不忍抛舍的积习罢,不过,以律绝短小的篇幅,抒一时的愤懑,除了内在生命的必需之外,论文字的经济,实在是一件合算的事。
  旧诗作为一种文体,早已获得它绝对的完成性。鲁迅说诗至唐代已经做完,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既利用这种旧形式,又将如何翻得出如来的掌心?
  一是内容的突破。五四以后,许多新文学家“勒马回缰作旧诗”,都没有像鲁迅这样集中于政治的。他喜爱的诗人屈原和杜甫,写的都是政治诗,但是,所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谓“致君尧舜上”,都无非在忠君的范围内打转,“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的旧诗,“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是自千年以降从未有过的一种“摩罗”精神。二是风格的多样统一。鲁迅在旧诗形式中采用近体,近体在唐代萌孽出来便随即成熟,特点是不长于叙事而善于抒情。其中杜甫和李商隐是诗路不同的两位作家,后代无人可以逾越。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无题·大野多钩棘》、《亥年残秋偶作》,苍凉沉郁,是典型的老杜风,又《送O。E。携兰归国》、《偶成》、《悼丁君》、《秋夜有感》,清丽绵密,则明显是小李风格。二者兼而有之的颇不少,还有别具风格者,澹荡如《送增田涉君归国》、诙谐如《自嘲》、放纵如《悼杨铨》,都是随意剪裁。至于“怒向刀丛觅小诗”,“但见奔星劲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一类,则无论如何是鲁迅所独有的了。
  在古诗源中,鲁迅多取典于《离骚》,返顾高丘,哀其无女,是不同时代的清醒者的傲岸,悲愤与寂寞。屈原的“芳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是他所常用的。李贺被认为是屈原的传人,也是他喜欢的诗人,周作人甚至怀疑他爱读安特莱夫也与李贺有关。在李贺身上,他吸取的是近于唯美主义的怪异的想象色彩。集中的《湘灵歌》,便是最突出的李贺式作品。但是,他更多地是把屈原的骚体和李贺的古歌行中的美学元素融入近体中来,使之更富含古典的意味。许寿裳对他的旧诗有很高的评价,说是作诗“虽不过是他的余事,偶尔为之,可是意境和音节,无不讲究,工夫深厚,自成风格。”即便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很现代,他也不愿意作美学的牺牲;且看他虽然有个别谐谑的诗章,在总体风格上,也仍然保持着一种严整的、蓄势的、暗示的姿式,而不像后来的散宜生诗一味的“打油”到底。
  新文学家作旧诗,往往不是沾带了过多的名士气,即一味的“旧”,便是不惜稀释为大白话,做“大众的新帮闲”,美其名曰“革新”。鲁迅说过:“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许多新人的旧诗,其实大抵是用了旧瓶装的旧酒,许多看起来新,其实仍然是旧。惟鲁迅用旧瓶装了最新的酒,且是“家酿”;且细心拭擦旧瓶,使之焕发昔日的永在的光辉,一如济慈《希腊古瓮颂》里所颂赞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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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7)



  序跋: 书边的事实与精神
  古来序跋是一种文体,现代的理论家则把它们划归散文的范围。虽然,它们能像其他散文一样写人状物,叙事抒情,但毕竟与书人书事有关。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
  鲁迅为友人作的最后一篇序文《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骘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作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关于译事,从开始的时候起,鲁迅就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希图借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根性,思想和文学;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如他后来所说,是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早期翻译《月界旅行》,旨在破除迷信思想;翻译《域外小说集》,则在提供文学范本,这些都在序文中写明白了的。20年代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译厨川白村的短评集《出了象牙之塔》,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用意都在于疗救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他特别欣赏厨川对本国的缺点施以猛烈抨击的态度。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写道:“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从20年代后期起,他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大部头的文艺论著,还有关于文艺政策的小册子。由于他痛感中国“革命文学家”的极左理论的破坏性,当左翼文艺勃兴之际,他不能不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寻求科学理论。然而,他并没有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把某些党派理论奉作“圣经”,却习惯把正反双方的理论比照译出,而且在序文或附记中,还能不时看到他的独立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译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文学大师、文学经典,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这是一个事实。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他公开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在这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而通过翻译,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反势利即是反潮流,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鲁迅在爱罗先珂作品的附记里明白写道:“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世上有几个人能够说这种话呢?
  鲁迅为人作序,是非憎爱十分鲜明。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 一是死者,一是青年。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
  鲁迅所译的《域外小说集》。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 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引自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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