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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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1904年摄于日本仙台左起第一人为鲁迅）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他分明表达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样的思想；那类“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者”，是他所憎恶的。结果，他遭到了一批“革命文学家”的围攻，后来还得挨“元帅”的“鞭子”和“军棍”。这样说来，他的革命性也就变得很可疑。事实上，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便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货色”，而为“革命”所拒绝。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连革命本身也遭到我们尊贵的学者的唾弃了，堂而皇哉地宣布说是要“告别”了，那么，他这个“革命家”还将剩下些什么呢？
从日本回国后。（1909年摄于杭州）
至于“文学家”，怕也得打大大的折扣。说是“学者”罢，编辑校勘一些古籍，顶多是拾荒一类工作；而算得上“学术著作”的，只有一部《中国小说史略》。然而，据留洋回来的陈源教授说，这书还是“剽窃”日本人盐谷温的。关于创作，他不过写过薄薄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长篇的规模；而且，其中一个亦古亦今，不伦不类，颇有违于小说的“文体规范”。终其一生，非但没能写出长篇，后来竟连短篇也产生不出来了。只有杂感，除了杂感还是杂感。早在３０年代，即有人讥之为“杂感家”——那意思，当然是指杂文写作算不得创作。在讥评家的嚷嚷中，就有施蛰存；他在《伏尔泰》一文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几十年后，海外学者夏志清在其撰写的文学史中，对鲁迅小说的估价是明显偏低的，更不必说杂文，其中说：“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对于夏志清，我国学界发表了不少为之鼓吹，甚至近于膜拜的文字，那么这些评判，庶几可以看作对鲁迅的“定评”了。
巍巍鲁迅，于是乎变得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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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3）
好在从弃医从文的时候起，鲁迅就并不想做什么“家”。虽然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志愿不可谓不宏大，但毕竟不是那种“经国之大业”；惟是一项精神使命，且由个体生命独立承担。嗣后，新文化运动勃兴，他坚持提倡“思想革命”，其实无非延续从前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旧梦。当写作成为专业以后，他依然不改“业余者”的身份，而以社会为念；文学于他并非一门技艺，而是批判的武器，说是反抗的武器也许更确切些。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由于看重的是战斗，所以会谢绝为今日中国作家所艳羡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谢绝为自己作传；所以会无情地亵渎“导师”，抨击“学者”，嘲笑“作家”的头衔，而乐于在沙漠中叫啸奔走；所以会低首战士，而一再加以礼赞。在《这样的战士》中，他写道：“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何谓战士？战士是战斗的一分子，是最基本的，原子般无从分解的。鲁迅主张“散兵战”，这样的战士则是没有组织，没有番号的，战阵中只有敌人和他自己。除了倾听内心的声音，他无须等候将令；除了捐付自身的骨头，热血与精神，他无须期待友军。他没有友军，只有自己，除了武器一无所有。
这样的战士实在难以命名。以传统的眼光看，鲁迅什么也不是，而他也确乎不需要自己是什么。他只知道“否”，不知道“是”。他把既定的世界视为无物，他在“无物之阵”中战斗，老衰，寿终，以致终于连战士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种边缘位置和非常形态，正好显示了作为战士者的战斗的彻底性，独立性与独创性。
每一个思想战士，都赋予自己以具体的战斗需求和特殊的战斗方式。１８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纷纷撰写哲理小说，着重的是理性的普及形式。其实，对于“思想”这种东西，最合适的语言载体应当是简约的，灵便的，易于出击的。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这些反体系哲学的战士，其主要的文体形式都是短篇的，断片的。其实，蒙田是，帕斯卡是，撰写“条目政论”的百科全书派也是。本雅明坦言，他所追求的最好的形式是断片式的。鲁迅的写作，所以由小说而杂文，乃是从斗争情势的需要出发而作的选择。在别的意义上，或也可以视作自由战士生命形式的一种外铄的结果的罢。总之，杂文是属于战士的。鲁迅熔铸中西，戛戛独造，把它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的限度：写人，状物，记事，释愤抒情，固无不可；而尤长于论辩，腾挪变化，精光四射，寸铁杀人。他曾经作文为杂文辩护，但所辩护的也并非文体本身，而是战斗性，是寄寓其中的一种“杂文精神”。
今天，据说鲁迅已经变做了一块“反动”的“老石头”。鲁迅，战士而已。如果一定得以石头为喻，那么，除了妨碍权势者及其吧儿，怎么可能对求自由的人们构成威胁呢？其实鲁迅什么也不是，他所以终于做被文人看得可恶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是不能已于言罢了。也就是说，他和他的文字的存在，说到底只是一种声音。而这声音，恰恰是反霸权话语的，是奴隶的反抗之声，自由之声。
在“无声的中国”，有谁否认得了，这是稀有的声音，惟一的声音？！
论鲁迅越少越好
王蒙五年前在一篇题作《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在知识界，算是第一次提出一个鲁迅的多少以及与此相关的利弊问题。
此论一出，舆论小哗。不过，仔细寻思起来，也不能说王蒙说得没有道理。至少，鲁迅本人就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的话。他还说道：“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存在决定意识。文艺是植根于社会的。设若“大不吉利”的报告一多，说是地塌天倾，大家岂不乱作一团？不问而知，像这样的言论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少到没有，但闻韶箾悠扬，凤凰翔舞，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俟时，我们全体都可以拥有像王蒙那样的精神面貌：安详，轻松，潇洒，快乐主义——岂不妙哉！
然而毕竟有一个鲁迅，真叫“死人拖住活人”！这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既然死去６０年以后还能被人称作“非常伟大”，而这样伟大的人物又得控制产生，那么，他的存在到底意义何在？
说到鲁迅，应当是公认的直面人生，暴露黑暗的代表性作家了。对于我们，他所以变得特别宝贵，就因为他一生以不退役的战士要求自己，严肃、紧张、顽强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但是，中国几千年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也如他所说：“《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能够像鲁迅一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肉来”，还能说不伟大吗？至于有人认为，社会上“大不吉利”的事一多，反映到文艺中来，鲁迅式的人物也就随之产生或竟多将起来了——其实这是想当然耳。君不见，在那黑暗而漫长的年代里，就只出了一个鲁迅！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朝野都说是民族的大悲剧，不是竟连一个鲁迅也没有吗！
自然，也不见得鲁迅少了，“大不吉利”的事就必然跟着减少。要鲁迅或鲁迅式的讽刺家不存在，便须改革社会。这样就又回到由王蒙引出的问题里来：当革命已在进行，社会已在改变，或者被我们看得光明极了，这时，鲁迅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有关歌颂和暴露问题，早在５０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文艺界被提了出来，所以也就有了结束“鲁迅的杂文时代”的号召。文革完结以后，所谓“歌德”与“缺德”，还有“新基调杂文”之说，其实也都是旧日的余波。问题是鲁迅这个顽固的老头子，
为英文译本《阿Q正传》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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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4）
并不像有一种意见认为的那样，只是讽刺敌人，并不讽刺人民的；在光明所到之处，在革命营垒内部，仍然执著于批判，闪耀着天才的讽刺的锋芒。对于辛亥革命，他早就感觉到而且说出了：这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说到阿Q可否会做“革命党”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由此透露了对革命的一种较悲观的看法：“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在２０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成了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当国民军攻克沪宁，人们为传来的胜利消息而欢欣鼓舞时，他大泼冷水，说是“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真是深刻极了。但是，这同高尔基在十月革命过后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所做的批判，不是一样的“不合时宜”吗？后来，他成了“左联”的盟员，对党团书记周扬等大为不满，以至于最后公开决裂。在著名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他指周扬们“左得可怕”，“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等等，决然道：“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要是时间换成了几十年后的文革，这些论调，还不算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不过那时，连周扬本人，同确曾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被他打下去的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一样，也已经被打倒了。
对于自诩为“革命文学家”者流，鲁迅的批评是：“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