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一本都有这样的追求。林贤治这本《人间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我以为是从始到终都有激情，在这么长的篇幅中，能保持这种激情，并且越到后来激情越饱满，对一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与林贤治对鲁迅的独特理解是分不开的。以往的许多鲁迅传记多数是为研究而研究出现的，那些作者不能说对鲁迅没有感情，但像林贤治这样先把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然后再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的研究者却不多。这不是一本为研究而研究的书，这是一本为表达思想为张扬理想而写的书。林贤治从鲁迅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他在为人们重新认识鲁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在现代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以鲁迅为最理想，鲁迅是最彻底的反专制反极权的勇敢战士。林贤治对鲁迅是偏爱的，甚至于有偶像的意味，林贤治看重的是鲁迅身上那种对专制和极权的不妥协以及他对黑暗中国的清醒认识。在林贤治看来，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再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达到了鲁迅的高度，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林贤治对鲁迅很偏爱，所以他在分析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许多论战时，林贤治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这种写作姿态时下能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林贤治敢于坚持，这也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我是喜欢林贤治这本书的，但我也认为他笔下的鲁迅依然让人们有很多困惑，而这困惑林贤治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一个没有被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文革”中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新时代的某些专制者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文革”中鲁迅语录也很盛行，一些人在利用鲁迅，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鲁迅？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殴打老师的事几乎处处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林贤治的这本鲁迅传没有能告诉我们，也许他就不认为真的存在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想真正走近鲁迅，想让更多的人理解鲁迅，就非得拨开这些迷障不可。林贤治的这本书使我想到了别处，他对鲁迅的过分偏爱，使我不得不想这些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　58　*/




　　《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



　　大约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即王朔说的使老百姓变得“谁都敢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茅盾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话题。时隔２０年，王朔著文《我看鲁迅》，算得是新世纪的回应。据称，今日的鲁迅不但被“神化”了，在“迷信的气氛”之外，还形成了那么一种“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确正视他”。这样一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仅仅因一个可恶的鲁迅，便须大打折扣。诚如王朔所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非“耍王八蛋”不可了。
　　把鲁迅称为“神”始于３０年代，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鲁迅生前，像高长虹就给他戴过“思想界权威”一类纸糊的假冠；所谓“神”，无非是在“权威”的基础上加以放大的另一种说法罢了。不过，重提“神化”的旧话，倒是利用了曾被称为“现代造神运动”的“文革”结束之后的特殊语境，便利于制造破除某种同鲁迅相关的精神和思想意义的口实。当年，当大队的“英雄”向鲁迅兴师问罪时，鲁迅问道：是“本罪”呢，抑或“影响罪”？推究起来，大约在他生前，所问多属“本罪”，身后便多是“影响罪”了。
　　王朔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鲁迅从来不曾以“文豪”自居。他写小说，并不因小说是“‘作家’这一行的仿伪标记”，相反小说在中国历来
　　向厦门大学辞职后与“泱泱社”青年合影。（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南普陀左起第三人为鲁迅）
　　是不算文学的，正如散文在王朔的眼中一样。据他自述说，本意不过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至少可以为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者呐喊几声，破破寂寞。那结果，他自己总结是“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有什么影响呢？新派的小说家却视之为拦路的“老石头”。鲁迅后来改作杂感，这类东西不特今天看来不值一哂，当时作者便因此得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的恶谥。但如作者所说：“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开他就完了”，于世人应当是毫无妨碍的。至于说这些“不是很过硬”的作品藏有什么思想罢，据说里面“漆黑一团”，“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不能说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当然是不配称作“思想”的。要说鲁迅尚有一点令人佩服也即“迷信”的地方，在王朔那里，顶多剩下“品格”了。他一面说，“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都只为“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但是，一面又说鲁迅“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鲁迅在得到“随便批评”之后，当然最好不愤怒，一发怒，便立刻还原成为苏雪林笔下的那个反复小人了。幸而除了个别吁请大家“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人之外，如王朔所说，“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民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完全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已经是“灵魂受到洗礼”的主人了；不然，以小人的格局，影响将要变得更为恶劣。
　　鲁迅，常人而已，况且一生交的是“华盖运”；“用笔来混饭吃”，仍然大触霉头，何来此等影响世风的魄力？作为“公民”，他不能自由言议。政府屠杀学生，他不过说了一点实情以舒愤懑——连正式的抗议恐怕也没有，便上了黑名单，同一批知识阶级相率逃亡去。作为“作家”，他无法自由写作。早期，他还颇自负地说：“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到得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仅仅使用“堕落文人”这样一个近乎儿戏的罪名，便可以严正呈请中央政府通缉他。虽然在信中他还很有点堂吉诃德的风度，说是决心用笔对付手枪，怎奈禁锢一天天比罐头还要严密。为了发表，只好不断变换笔名，自行抽掉骨头，不惜“含胡”其辞，如此等等，而结果，仍然逃不过书报审查官老爷的尊鼻！
　　像这样一个生前毫无自由权利可言，顶多配写“伪自由书”的人，今天怎么竟沦为自由的死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奴隶，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如果照例使用“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老祖宗的原理，他的思想也决不会越出奴隶思想的范围，怎么可能成为“精神自由之神”，把所有精神方面的自由都掌握在他手里，弄到自称酷爱“精神自由”的王朔，不得不问他乞讨去？然而，果真如此，对于我们这个已然为王朔所赞颂的，与鲁迅当年完全不同的自由无比的社会，岂不是一种亵渎？
　　王朔说：“仅有唤醒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那都是表面文章，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不是反抗强者，而是直面那些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对他们予以解剖。”鲁迅作为“神”的存在，在王朔看来，好像大不同于“红尘中”的“压迫者”，或别的“强者”。因为对他的控诉和反抗，倒是“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连写一篇小文章，王朔说也得下“捅娄子”的决心，承担“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神力之奇伟，局面之严峻，岂止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而已哉，难怪一贯不做“表面文章”的王朔，也不得不做将起来，以“唤醒”我们大家的注意。呜呼，“精神自由之神”一旦引起关注，就又“淡忘”不了了。王朔断言这神的存在是“一个标尺”，参照有两个，一个是批评，一个是淡忘；但是如今既不能批评，又无法淡忘，我们的“进步”还有指望吗？
　　纳闷之余，如得神——恰好是王朔遇到的“神”——助，偶尔翻开《鲁迅全集》，一下子就翻到一篇《“寻开心”》。文章开头便说，有两种人的文章要使读者吃冤枉苦的。其中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认认真真地看，只能怪自己傻。”不能说王朔把鲁迅封为“神”，而且也同他描述的鲁迅一样的“逮谁跟谁急”的心态不当真，但是文中的冲突确乎很不少，只是说得挺逗，玩笑玩笑，开心开心，如此这般也就过去了。
　　《“寻开心”》结末说是这“寻开心”，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拿定了这把钥匙，未必便可完全打开诸如王朔的“有神论”一类的锁，此刻只管开去就是了。

　　/*　59　*/




　　《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就李敖评鲁迅答记者问（1）　



　　我看的最早的李敖的作品，是牧惠编的《千秋评论》，当时觉得还不错。但后来看到他的各种表演，包括“政治秀”，也就不想再看他的东西了。自然，他的文字中那种狂妄自大油腔滑调，也是我所不喜欢的。鲁迅在和创造社论争的时候，有过一句评语：“才子加流氓”，用在李敖的身上非常合适。
　　李敖在凤凰卫视上，对鲁迅所作的攻击基本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庸俗无聊，三翻四复，不脱流氓习气，意在哗众取宠而已。
　　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
　　清末民初的时候，知识界流行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不只是鲁迅一个人在谈这个问题。只是他后来把这个问题同“思想革命”联系起来，坚持最久。对国民性格的批判，其实是对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批判，是鲁迅的“文明批评”的重要部分。李敖说鲁迅的这种批判是针对整体不针对个人也不对，恰恰相反，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