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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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他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槁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采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一一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呢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替,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了,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但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的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好不好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好,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但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分尸?你是说一一”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