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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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
1944年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雾蒙蒙。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哗和市声都被雾气清洗,没有人知道吴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对先生无比的依恋和浓浓离情。夜色渐深,两旁商铺的檐角偶尔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学的头上,打在吴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记忆的湖面上,直到如今还在泛起层层涟漪,荡漾成1944年有关吴宓、有关清华、有关抗战、有关知识分子的种种回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0
向驯兽师学家教
王 悦编译
我在厨房里洗盘子的时候,儿子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妈妈.嘟嘟不见了……”
嘟嘟是他的玩具猴。说完,小家伙又乒乒乓乓地向客厅奔去.我们家的狗小迪紧跟在他身后.不知道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如果在平时.我会说:“别担心.嘟嘟丢不了……”或者“旱告诉你不要随便乱放玩具……”不论哪种说法都只会让儿子更着急。不一会儿,失踪的小猴就会引发一场家庭危机。但现在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潮湿的盘子上。既没转身也没吭声,因为我正在试验一套刚从驯兽师那儿学来的教育方法。
儿子司考特快5岁了,跟所有的调皮鬼一样,他可爱之极,但也有不少坏习惯;而我也和所有母亲一样,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宝贝儿子.一个懂事乖巧的“模范儿子”。于是,我开始着手改造儿子。试验过不少育儿专家的“绝招”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方法在儿子身上统统失效。不知不觉地.我抛弃了理论和建议,拿起家长最常用的武器——唠叨和责罚。结果非但儿子的坏习惯没改掉,我们的关系反倒变得紧张了。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因为要编辑一本跟驯兽学校有关的书,我开始每天都到一所驯兽师学校旁听老师讲课。如何教大象画画,如何训练海豚做空翻,如何叫一鬣狗跳芭蕾舞,如何让狒狒溜滑板……职业驯兽师说这些奇迹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如果动物做了你希望它做的事,奖励它;如果它做了你不希望它做的事,装作没看见。
我突然想,这条原理对另一类固执但又可爱的物种——儿童.是否也适用呢?回家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把驯兽师的技巧用在儿子身上。如果他把一个玩具放回玩具箱里。我立刻连声夸奖.如果儿子放了两件进去,我就亲吻他。与此同时,我对乱扔在地板上的玩具视而不见,一句责怪的话也不说。在我的鼓励之下.地板上的飞机大炮、猫狗猴子越来越少了。
第二次去驯兽学校听课,我又学了一招——不相容法则。老师告诉我们,非洲冠羽鹤喜欢站在驯兽者的头顶或者肩膀上,为了让它们改掉这个坏毛病,驯兽师训练冠羽鹤站在一块彩色的毯子上。因为鹤一次只能站在一个地方.习惯站在毯子上以后,它们就不会站到人的头顶上了。老师解释说,想训练动物不做某件事的时候,可以教它们做另一件事。如果这两件事符合不相容法则.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以前做饭的时候,儿子总爱跟在我身后添乱,不是缠着我给他念童话书。就是跑到炉灶前跃跃欲试。学会不相容法则后,我在厨房里离炉灶最远的角落,放上一小盘洋芋片和调味汁。并告诉儿子要等到晚饭以后才能吃。果然.儿子每次一跑进来就被角落里的零食吸引过去,趁我不注意偷偷拿上两块,然后带着战利品匆匆逃走。他的小动作我其实都看在眼里,只是没出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小调皮在炉灶跟前捣乱了。
活学活用了驯兽师的技巧以后.我发现儿子越来越可爱了。驯兽学校的宣传语成了我的座右铭:“永远不是动物的错。”当我的育儿计划遭到挫折的时候,我不再怪罪儿子,而是采取新的办法。
另外.驯兽师还告诉大家.动物有些本性就连最高明的驯兽师也无法改变。我相信小孩子的天性也一样,如果儿子有些小毛病实在改不掉.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俗话说得好:你不能教猫咪跳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3
像水一样流淌
作者:张建伟
从小,他就有从大学中文系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55年,他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供兄弟俩一起读书,父亲只好让年幼的他先休学一年,让哥哥考上师范后他再去读书。看着一向坚强、不向子女哭穷的父亲如此说,他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不过,就是这停滞的一年,命运,天上,地下。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 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年之隔,四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他面前的这座高考大山又增高很多,结果,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他经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他只盯着头顶的那一小块天空,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他的世界便黯淡了。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记不清多少个深夜,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就问他:“你知道水怎么流出大山的吗?”他茫然地摇摇头。父亲缓缓说道:“水遇到大山,碰撞一次后,不能把它冲垮,不能越过它,就学会转弯,绕道而行,借势取径。记住,困难的旁边就是出路,是机遇,是希望!”父亲又说:“即便流动过程中遇见了深潭,即便暂时遇到了困境,只要我们不忘流淌,不断积蓄活水,奔流,就一定能够找到出口,柳暗花明。”
一语惊醒梦中人。
1962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后来,又历任文化馆副馆长、馆长。1982年,他终于流出大山,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1992年,正是这40年农村生活的积累,使他写出了大气磅礴、颇具史诗品位的《白鹿原》。
他就是陈忠实。
以后有人问他:“怎么面对困难与挫折?”老先生总淡淡地说:“像水一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岁月积淀的智慧。遇见困难,努力了,无法消灭它,不如像流水一样,在大山旁边寻找较低处突围,依山而行,借势取径。只要我们不忘努力,不断奔突,也一样能够走出困境,到达远方,实现梦想。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1期P10
小盒子,大爸爸
作者:'美' 贝迪兹·罗斯诺
每年父亲节,学校都组织孩子们动手给爸爸做一件礼物。今年,儿子的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准备一只小盒子,里面要装上能代表爸爸的东西。第二天,他们要在课堂上装饰这个盒子。
这个主意挺新鲜,但我和儿子犯难了,什么东西能代表他爸爸呢?丈夫常用的工具太多太大了。我们也不能把他的书房塞进小盒子里。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鸭肉和羊肉,但装在盒子里,过不了几天,腐肉就会熏死人。
我们最后选中了一个黄色的网球和一只榔头。因为丈夫爱打网球,平时也爱做木工活——儿子的小树屋就是他爸爸亲手造的。对了,还有一张棒球明星卡片,因为丈夫是儿子所在棒球队的志愿教练。
然而这个盒子始终显得轻飘飘的,不是因为它太小,装的东西太少,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多大的盒子,和太多需要装进去的的东西相比永远都太小。盒子装不了温暖的拥抱和慈爱的亲吻;装不了那些为了看儿子学校剧团演出而耽误的商务会议;装不了那些精彩的睡前故事;装不了无数个教儿子游泳的周末;也装不了那些打雪仗的下午。
其实盒子里装不了的那些东西才真正代表了父亲,代表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5
心中有朵扁豆花
作者:黑白
“文革”期间,汪曾祺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搬进了拥挤霉湿的大杂院。汪老是个随遇而安气定神闲的达观人士,他把那间简陋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还用破缸种了一架扁豆让老伴画画。扁豆藤蔓越长越密,无数蝴蝶一样的小紫花次第开放,把前屋人家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窗户后面,时常可见一双幽深的眼睛注视着汪老,注视着汪老老伴一笔一画地在宣纸上涂抹。
秋天里,扁豆花落了,小耳朵一样的扁豆长起来,汪老摘了几斤送到前屋人家,敲开门他吃了一惊,男主人五大三粗,脸上横卧着一条蜈蚣似的刀疤。见了汪老,男主人开口道:能不能送我一幅扁豆花?汪老马上答应,回家挑了一幅最好的送来。后来有邻居告诉汪老:你真是吃了豹子胆,敢把他家窗户遮得密不透风?他是本地地头蛇,坐牢十年人见人怕——可他对汪老总是极好,在窗口照面,一定会送来一个善意的微笑,那幅扁豆花,一直贴在他家显眼处。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少年时骨瘦如柴,因为贫困,他甚至混杂在一群农民中去农场帮工,吃最粗劣的饭食,晚上累了,就睡在麦草垛上。后来他前往圣地亚哥求学,也是席地而睡,饿着肚子读书,每晚对着落日写诗。一天,在小酒馆里,两个流氓大打出手,聂鲁达上前劝慰,恶战双方的拳头同时砸向管闲事的聂鲁达,文弱的诗人哪里受得了流氓的拳头?但是,奇妙的一幕出现了:高举的拳头缓缓落下,松开成手掌,并且慢慢地犹豫地伸向聂鲁达:你是聂鲁达?诗人点点头。流氓的眼睛一亮,惊喜万分地说:我深爱的女子最喜爱你的诗歌。他注视着聂鲁达,眼睛里面不再有凶恶与杀气,而是充满了虔诚与尊敬。聂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