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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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 王书亚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地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过分地惊动。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这些被惊醒的绿蚂蚁,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几十年。
《箴言书》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不等于没有梦想。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在某一类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好像好莱坞的动画大片《蚁兵正传》,以蚂蚁的世界来表现对独裁的反抗。
苏格兰是长老教会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会觉得,活在缺乏道德感的时代,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循规蹈矩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影片开始,一群毕业男女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道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他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如果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它远没有1974年那部纪录片精彩。我手里有欧洲标准公司几年前修复的版本。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地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的象征,甚至破例让导演拍摄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结果这位纪录片导演,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却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纪录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100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今年奥斯卡影帝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当我们的世界被虚构文本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渴望。
当他意外地成为独裁者的私人医生,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个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的国王。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乌干达,乌干达的独裁者梦想苏格兰。这部电影不仅关于政治,实在关于人类的梦想。前年我在重庆山区,还遇见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的小学生一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装,纪录片中的阿明却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说,你去任何国家,都会发现每个人都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国家,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5点起来上班,我们也要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告诉人民,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诉他,他一般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部长汉斯·凯尔,他对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窥见20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信任。一个温馨故事折射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对这部电影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解读。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轻的尼古拉斯,这部电影的真正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尼古拉斯见识到阿明的残暴决心逃离时,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从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这部电影关于梦想,关于梦想是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挨近君王,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和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女生在一部纪录片里,回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她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上了天安门,我和领袖握了手,我会不会更积极地投入那一场运动,我可不可能参与对卞老师的殴打?
绿蚂蚁没有做梦的地方,它们一旦做梦,甚至和独裁者一样危险。尼古拉斯回去苏格兰,梦醒之后,我们到哪里?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44
恋人之家
● 张国立
法国当代有位知名的女小说家加尼哀,她和我一样,曾经是记者,干这个行业没什么好处,既不能发財,又惹人厌,唯一的,因为接触的人多,所以观察能力比较强。加尼哀有个短篇小说《恋人之家》,谈的是感情故事,我试著把內容说一说:
有个还没出名的年轻画家与他的妻子,过著穷苦的日子,某天在乡间散步看到一栋小房子藏在树林中,后面还有条诗情画意的小河,他们想,能住在这里多么快乐呀。向屋主打听,这栋房子要一万法郎,而他们连十法郎都凑不出。
没有钱不能阻止人的梦想,贫穷不会扼杀快乐。这对夫妻每天都想著梦里的小屋,今天想如果我买下房子要换上什么样的窗帘,明天想该刷什么顏色的漆。他们甚至替小屋起了名字,叫草舍、叫蜗居、叫迎庐、叫读书轩。想著想著,他们觉得还要条狗,丹麦犬或圣柏纳?
这段日子俩人都从想像中得到乐趣,不久后先生却烦了,只剩下妻子仍陷在其中,但至少有一个人思念那栋小屋。
到秋天,画家终於在画展中卖出他的作品,赚到一万法郎,他很兴奋的回到家,对妻子说出他打算如何用这笔钱,还债,买新衣,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妻子却说:那么,读书轩呢?
对唷,曾经有栋让他们心动的房子。
画家带著妻子再去找那栋小屋。小屋仍在树林中,可是一切都变了,枯叶散布在房子四周,夏天的太阳不见,树林內显得阴湿沈闷。
这时作者说,当初画家夫妇是以恋人的心情看到房子,充满了愉悦、憧憬,如今则换成买主的身分,梦便被蒸发掉了。他们沮丧的走到车站,默默的回城里去。
作者更浪漫的说,他们身上的某个季节已结束,他们的爱情也没了以前的热情,於是一切事物都无法再美化。意思是,梦隨著清晨的雾水,被太阳蒸发掉了。
对妻子而言,消失的不是当初对房子的感觉,而是,她很清楚,她和画家的爱情正逐渐变淡,不知不觉的,一点一点的变淡。
看完小说后,我有两种感触:
一.穷的时候容易做梦、容易幻想,也容易满足和容易快乐。有钱人必须要赚五亿、十亿才会快乐,穷人则因为有了电视而全家兴奋三个月。一如画家夫妻的房子,愈想房子会愈美,这是浪漫情怀。当有了钱再去看这房子,当然会失望,因为眼光不同了,那栋房子在他们心中早变得比实物更浪漫和梦幻了。
二.很多事情,久了会皮,或者说,久了会失去热情。我以前在贸易公司做过业务员,每天早上拎著装满目录和样品手提箱,在各大饭店游走,向老外买主推销。前几次去谈生意,都会熬夜和同事討论,模擬客户可能问的问题,第二天战战兢兢的去开会。三个月后,我皮了,没准备就跑去,不料那个澳洲人看中目录里的仿大理石一体成型浴缸,要我报价,等我一头汗水的报了价,他冷冷的说,你算了运费吗?
消失了,麻木了,自认一切都理所当然了,感情就不见,梦也破了,一切都变得不有趣、不浪漫。
对了,还有第三个感触,男女相识之初,两人努力的把原来两个不同的世界融合成一个,会一起吃早饭,一起看电影。好不容易两个世界变成一个,却又有新的变化,一个世界会慢慢分裂成一个半或两个,例如一个星期有三天不一起吃早饭,看电影也会出现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这部电影我没兴趣,你去看,我回家睡觉。如同小说中,当妻子仍停留在对小屋的幻梦之中时,画家却早忘光啦。
有个女性的朋友曾形容男人爱情的消失经过,她说当女人问男人“你爱不爱我时”,男人的回答会隨著相识时间產生“进化”:
刚认识的热恋期:“我爱死妳了。”
交往了三年:“我爱妳。”
五年之后:“爱。”
婚后五年:“什么?”
婚后十五年:“……別吵我睡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41
老藤椅
●〔美〕洛拉·耐特·墨利特○陈明编译
〃格贝特·普弗林,专营藤椅〃,后面是电话号码。这字条已经在我厨房的桌子上放了好几个月。我是在当地一家室内装修店抄下的。〃这可是附近最好的藤椅制作工匠,〃这家商店的老板说,〃现在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家餐厅有6张藤椅,其中5张都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还是我妈妈买下的,当时我刚刚出世。这些藤椅像老朋友似的忠心耿耿,是那种结实耐用,一辈子都用不坏的家具。
但是最近,我家的藤椅开始坏了,家里的两个小男孩——7岁的托马斯和4岁的威尔,一天到晚淘气非凡,闹得翻了天,家里的桌椅板凳皆不在话下。
〃咋不把那些坏椅子给扔了呢?〃8月的一天,丈夫布利安看我在费力地用海绵擦洗藤椅上威尔弄的粉色酸奶印,不禁问我。
〃我不能就这么把它们给扔了,我可是在上面坐了一辈子哪。〃
〃真的,它们也像是被用了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