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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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公正的组织原则。所以绿林集团才不至于为争夺权利而发生内讧。使其空前的团结，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接受招安”是梁山起义的必然结局。　
　　梁山好汉因为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而走在一起，他们也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内部组织原则，那么他们的抗争的结局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出路又是什么呢？　
　　墨侠的政治社会理想尽管公正美好，但很难付诸实施，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现。墨子思想被排挤至民间的本身，已经预示受其影响的绿林事业的悲剧结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系统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是这种悲剧结局的宏观上的文化根源。所以梁山好汉需要在现实中寻找出一条即能保存自身实力的又切实可行的一条道路。　
　　而“接受招安”似乎是唯一的结局。　
　　首先，当时的宋王朝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对外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对内则有王庆、田虎、方腊的武装割据，可谓是内忧外患。长期的战争使生产得到严重破坏，期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成为老百姓的心声。而以“替天行道”为政治纲领的梁山好汉，自然会把“出暴”“安良”维护老百姓利益为己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新的“天意”（如前文所说）正如九天玄女的旨意所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第四十一回），那么为实现“替天行道”的理想，接受招安，替朝廷扫除内忧外患，无疑成为最切实可行的道路。　
　　其次，由于梁山社会成份是复杂，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如前文所说）而作为自然生存需要的墨家思想解决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时，那些更多地注意温饱后的秩序和名分问题的社会生存需要的儒家思想自然就会抬头。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分和“忠君”的意识暂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来不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分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接受招安。宋江自然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宋江本来就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他既不满“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同情老百姓的疾苦生活。然而在他的思想潜意识中却有着很明显的“忠君”思想，希望拥护一个开明的君主，他的斗争有很大意义是起“清君侧”的作用；其次作为一山之主的他，也考虑到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正如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饰演宋江的演员李雪健所说的：“宋江不是没本事的人，众望所归这四个字他担的得起，梁山好汉都是冲着宋江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走招安之路又能走什么路呢？”（见李雪健《走进宋江》一文）他希望梁山好汉能有一官半职，正如他对武松所说的“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历史上留个好名。”（第八十二回）；此外，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他，在人生观念上也很难摆脱传统的一些观念，如宋江时时不能忘却脸上金印的耻辱，认为这是“贼人”的象征，这也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伤痕。所以宋江的接受招安的思想是坚定的，甚至愿意做出一切妥协，比如他擒获了高俅却又把他给放了，无疑是为了自己的招安的道路作铺垫，最后他不得不去讨好宋徽宗的外宠名妓李师师希望能通过“枕头边的关节”（第七十二回）来实现招安的理想。当实现招安理想的时，他更是庆幸“今日方成正果。”（第八十二回）。作为梁山的主要头领把招安作为自己绿林事业的最后归宿，而事实上梁山也存在一批反招安的势力，如阮式兄弟把御酒换成河水；李逵撕碎皇帝的诏书；吴用设计大闹东京破坏招安的活动等，然而，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寻找出一条比招安更切实可行的道路，“封妻荫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具有诱惑性，所以他们的反招安活动是为了武力取得朝廷更优惠的招安的政策，或者仅仅是为了唤回绿林豪侠的自尊，是为了更有面子接受招安而已。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接受了招安的思想，并没有在招安问题上，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分裂。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有生存和温饱危机的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墨家思想；而生活优裕的贵族则更注意秩序和名分的稳定。但这二者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随着人们地位和境遇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在二者之间。事实上梁山好汉所追求的墨家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绿林事业的成功最多就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的王朝，正如李逵所言“哥哥做了大宋皇帝，我们都做了将军。”（第七十五回）。梁山起义事业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绿林事业除了被统治者镇压以外他们的归宿和结局也大抵也是如此。　
　　二：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　
　　上文谈了许多的是绿林文化的政治上的一些表现特征，而事实上作为绿林英雄的梁山好汉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修养，去形而上地总结自己绿林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其行为特征的。他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是具体形而下地表现为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那种以“义”为核心的“好汉”人格崇拜，其实就是将绿林豪杰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梁山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义”的内涵非常复杂，首先，它指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适宜。其次，它还与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有关；再次，义还被内化为强调道德责任的伦理准则，在朝则忠孝节义，在野则忠诚信义。各阶层均以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伦理判断为准绳，或认同等级，或认同血缘，使“义”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流传和改作中，《水浒传》主要接受了市民和小生产者的道德人格观念，同时也受到正统文化观念的浸染，形成以俗文化为核心，以雅文化为氛围的多极“义”的人格观念。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似乎成为绿林英雄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从先秦游侠、墨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其实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鲁达听了金翠莲的悲惨遭遇骂到：“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第二回）鲁达最后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不得不出家为僧；宋江也是为了义气私放晁天王，后被外室阎婆惜发现，并以此为要挟，宋江不得已才杀人灭口，走上充军的道路的；至于其他李逵大闹江州城、石秀跳楼劫法场、武松醉打蒋门神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梁山好汉前期的几个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平精神。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大名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它表现了的是绿林英雄的道德内涵，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之美，同时它是绿林人格崇拜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之一。　
　　“仗义疏财。”　
　　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被损害者生存安全的援助的话，那么“仗义疏财”则是对他们物质经济上的援助。对财物的淡薄思想成为绿林好汉共同的追求的道德境界，这种思想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无相似，儒家的仁爱观虽然是为维护贵族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在潜意识里它已经外化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它也同墨侠乃至绿林人的仗义疏财实现同类人同舟共济的思想有关。它不仅是绿林人格的象征，也是绿林集团得以成立的重要内聚力。因为绿林所代表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民众利益，这些人大多经济上入不敷出，又经常受到剥削。绿林好汉的资助，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光明和希望；他们不仅为绿林人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到，并追求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第十五回）的生活理想，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绿林事业中来，使得绿林事业逐渐壮大发展。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6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在仗义疏财方面，要以宋江和柴进为代表。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说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地。如宋江一见到李逵就慷慨送银子给他做赌资，又以酒肉殷勤相待，所以李逵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宋哥哥相待，他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性命，上梁山后时时跟随宋江左右，最后宋江误饮毒酒，怕李逵造反，把毒酒也送他喝了，李逵不但不责怪，反而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第一百二十回）以自己的性命来报答宋江的恩情，以无尽的无奈与诚笃来表达对义气的看重，可见仗义疏财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如柴进，他出生贵族，是大周世宗的后代，宋太祖曾赐他家“丹书铁卷”，然而在那个“遍地不公”的社会环境，这个贵族的虚名其实也是名存实亡，所以他喜结交绿林好汉，他帮助过不少梁山好汉，如林冲、武松、宋江等，成为了梁山的最可靠的朋友。试想如果没有柴进平日以挥金如土的风格接纳江湖好汉的积累，就不会有高唐州梁山好汉全体下山对他的营救。从此不难看出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的实际作用。　
　　慷慨解囊，以财养士其实从先秦时就有先例，如燕太子丹厚待樊于期，荆珂；孟尝君好养家客；信陵君厚待朱亥、侯嬴；吴王阖闾厚待专诸。荆珂、专诸之所以会最后以死相报，可见“仗义疏财”在绿林文化的雏形期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格崇拜特征。　
　　“勇武阳刚”之气。　
　　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至绿林草莽更崇尚一种勇武豪壮的阳刚之气。这一点墨子虽然未加总结，但从墨侠所从事的事业及侠士们的勇武事迹中，已可见侠士这种人格精神形成之早，延续之久。先秦时期荆轲、聂政、要离、专诸等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勇武气概，都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被后代的绿林好汉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