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2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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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了精彩的故事，陪审团员们也纳闷，便宜了甲方那厮，若乙方从此误以为自己错了，岂不坑人？！怎奈 乙方并不糊涂，咽不下这口鸟气（梁山好汉常用词），洒家反了！乙方不服一审，决计上诉，状纸呈到刑部，着本官自组特别法庭兼任审判长复查此案。卑职哪敢怠懈， 火速从户部调遣火漆密封的卷宗，并发出插有三根鸡毛的令牌，著工部遇水架桥逢山凿洞，密切配合神行太保戴宗日夜兼程，差兵部传施耐庵等一干人到庭协助调查。经过近两年的取证，终于水落石出，《水浒》第42回“假李逵剪径劫单身，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其中其实既有李逵，也有李达。
且听宋江当庭唱了个喏，那天煞星唤我哥哥，其实只是拜把子兄弟，到时少不了让他喝碗毒酒。李达并非旁人，乃铁牛的亲哥哥，在家侍奉老母，不曾扬名，被人忽略。“鼓上蚤”呈上物证板斧，并作旁证，时迁本名李大（莫以为李老大，一错再错），乃施作家的穷邻居，取证有功当赏五两银子。
本青天大老爷听罢，当场揭开塑料袋里的板斧，上面不仅有李逵的血斑手印， 果然也有李达的汗迹指纹，非剪径贼李鬼那把所能比拟。于是真相大白，当即用朱笔一挥：华夏中文学校 推广拼音简体，可以省却繁体字造成类似的冤假错案，宜扩大招生。
上文初稿于6年，隔了三年，于大前年有幸在新泽西亲见王蒙先生本人。如我所料，王先生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更早一次是他于1993年应邀访问哈佛。还知他有个公子在美，也许顺便可以探亲，这也是我刚了解到的，详情且听下文分解。
2001年11月3日，“东方文学奖”在罗格斯大学颁奖，王蒙作为贵宾在大会上发了言，记忆犹新的是他背诵崔颢的《黄鹤楼》。王先生作为一号嘉宾给一等奖颁发奖杯，而获奖者身在中国辽宁，我以初评评委的身份上台代领并致谢词。所以在台上与王先生第一次握手，并合影留念。当然，本人也没敢多拍马屁，生怕高攀不上，所以会后与王先生的聚餐也没参加，更忘了领取作为评委的纪念杯。
近日上网，偶然读到《我和我的先生王蒙》，其第31章如是说：
“。。。。。借此酒兴，大家说了许多笑话。伊欢说了一个笑话，是她把李逵读成李达的故事；王蒙大发议论，也说一个笑话，是他从《读书》杂志上张中行老师的一 篇文章中趸来的。说是有两个人对四七二十八还是四七二十七争论不休，直找到县 官，请青天大老爷定案。结果法官令差人，把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拉出去打三十大 板，此人不服，问个究竟。法官说，他已经糊涂到如此地步了，你还能跟坚持四七 二十七的人争辩吗？不打你打谁呢？让你清醒些。大家听了拍手叫绝。王蒙是自说 自笑，自己叫好，而且悟出道理，决不跟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不屑一顾。。。。。。”。
噢，这正是王蒙有关水浒笑话的来源，他把女儿讲的和张中行一文合了起来。
如对联中所提，王蒙先生曾任文化部长，按封建官制，旧称礼部尚书。这使我联想到纪晓岚，清代著名学者，曾任乾隆年间礼部尚书（按现职，为文化部长）、协办大学士和《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巧合的是，王蒙和纪昀都曾被谪戍伊犁，我不知王蒙给女儿伊欢取名是否因为伊犁。
王蒙在新疆乌鲁木旗待了十六年之久，编辑《边疆文学》。纪晓岚因在西域三年，留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皆归途追忆而成，非当时作也。
把王蒙比作纪晓岚，也是因为我个人对纪昀的熟悉和喜爱，我特别喜欢他写的对联，工整而恢谐。有一故事，乾隆年间状元刘玉树去拜访老师纪昀，随口问之在哪暂住，答曰：小住芙蓉庵。纪昀当即戏对：
刘玉树小住芙蓉庵，
潘金莲大闹葡萄架。
说的是《水浒》人物衍生的《金瓶梅》故事。所以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
水浒出国“变脸”记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水边的故事”……在那些西方译者的笔下，《水浒传》“变脸”之大，让人有相逢见面不相识之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中国古典名著的这种“全球化”。。。
上海国际电影节请来的大明星，毫无疑问要数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最得人缘。朋友茶余饭后都在议论她，话题却与其新片无关。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初试文笔的小说《说谎》，一部据称以其自身从影经历为背景写成的作品。我起先以为，小说原名就叫Telling Lies，岂料经过查阅网上书店目录，才发现《说谎》只是英文译名，法文原著名为Menteuse。但Menteuse并非“说谎”，这是深圳友人的说法，我并不谙法语。他说，玛索书名直译是“女说谎者”。
“女说谎者”跟“说谎”意思两样，译者为何擅改书名，现时委实无从释疑。说来也是，“名从主人”的原则虽然简便，可古往今来的译林高手，不愿受人拘束者比比皆是。谁把Les Miserables译为《哀史》或者《孤星泪》，如今已是无从稽考，但茅盾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分明说，《悲惨世界》实为诗僧苏曼殊手笔；《西游记》在芝加哥由余国藩译为The Journey to the West，可在英国流传最广的《猴子》（Monkey），则是早期汉学家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的译笔；阿来的《尘埃落定》要在美国上市，但是会更名Red Poppies（红罂粟）。它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也是萧红、杨绛、莫言和王朔的代言人。
自信是原作者知心人的译家，凡是开译改动书名的，总有自圆其说的理由。比如《水浒传》在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曾经易名All Men are Brothers。彼德·康在《赛珍珠传》（刘海平、张玉兰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479页）中，解释过她换名的缘由：
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作“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因而将自己的译作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套用了孔子《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1925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以同样的话作为卷首语。）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英文《圣经》译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
这位传记作家还说，翻译耗去她5年心血，“在此之前赛珍珠长期坚持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这对她的行文风格大有影响。她写小说离不开程式、套语，在表面化叙述和心理深度之间选择前者，喜用插叙，效果上力求娱乐，手法上采用自然主义。这些写作习惯都是受《水浒传》长期影响的结果。”（页157）
赛珍珠译《水浒传》属个人兴趣，改书名也是她的私事，别人自然无可厚非。但沙博理（Sidney Shapiro）30多年后再译此书，把书名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却已不是他说了算的事情。他在自传《我的中国》（宋蜀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445页）里，专门讲过翻译时遇到的麻烦。他说：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由于作家们不敢也不能动笔写作，没有出现杰出的小说，于是单位领导问我愿不愿翻译古典名著《水浒传》。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而这一翻译计划，曾再次把我带进与“四人帮”的冲突之中。江青风闻我打算把这部小说称为《草莽英雄》（Heroes of the Marsh，我想这个名称比“水泊历史”——这是中文书名《水浒传》的字面意思——更有感染力），这位夫人愤怒地抗议说，起义者的首领宋江是个“叛徒”，因为他奉皇帝诏令，率领他的部队歼灭了从东北进攻中国的辽鞑靼（这段情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她暗示，真正的英雄是不会阻止鞑靼人的，因为他们反对反动的朝廷。
事实上，以宋江为首的起义者绝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完完全全忠于皇帝的。他们声称受了邪恶的奸臣欺压，不得不同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打仗，然而他们的目标是“替天行道”，期待皇上招安。皇帝最后给予了招安，只是这时，他们才出发去反对正威胁着宋王朝的辽鞑靼人。
我无意给这位“超级革命”的激进派女皇上一堂中国历史课。
“如果你不喜欢‘英雄’，那么亡命徒怎样？”我反击她派来的使者，“就是无法无天的人。”
“无法无天的人？像强盗那样的？”
“不错，盗匪是无法无天的。”
“那么，好吧。”
这样，问题解决了。幸好，“四人帮”的英语跟他们对宋王朝历史的理解一样差劲。他们不知道，“无法无天的人”（outlaws），在普通英语中是当作一个褒义词来用的，它的主要涵义是指挺身而出，反对当局非法迫害普通人的民间英雄。
沙博理机智善变，《水浒传》方得躲去一难。可其同事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Tayler）夫妇，就要比他倒霉得多。他们不得不做许多无用功。杨宪益在回忆录中说，“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页190）。
【禁而不绝】一部反水浒的历史
水浒这部“反书”流传的历史，也是从朝廷到民间士大夫反水浒的历史，有学孔夫子删书的，如金圣叹；有干脆以小说反小说的，如荡寇志；清朝皇帝干脆下令禁书销毁，可奇怪的是，总是禁而不绝。。。
自明代中叶至明末，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进入到了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与明统治者尚未对小说采取严厉禁毁措施有着密切关系。查有明一代关于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仅有正统七年禁《剪灯新话》、崇祯十五年禁《水浒传》；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此类法令。进入清代就不同了，从顺治到同治的每个皇帝，几乎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举其大者便有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等十余次。对违反者的处罚极为峻苛：“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雍正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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