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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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智深相比，林冲、杨志虽也出身下层军官，但在与压迫作斗争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色。
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的小康之家，只因为高俅的儿子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于是一连串的厄运便降临道他头上。先是被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些被害；到了牢城营，还梦想着在此年逃灾避难，可是鹰爪又向他伸来，火烧草料场，欲置之于死。林冲忍无可忍，这才挺身而出，手刃寇仇，反上梁山。在这段复杂的经历里，林冲最初始终忍气吞声，想从妥协中找到“挣扎着回来”的机会，但他毕竟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英雄形象的创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林冲，最终把武艺与生命一起都交给了农民起义运动。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第七十五回）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本来能搞好和上司的关系，“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花石纲遭风打翻了船，不能回京赴任，后来听到有复任官职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虽然被高俅“一笔批倒”，但因为梁中书“留在厅前使用”，满以为又前程似锦了，于是“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他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表现得多么买力！还是那个老念头：“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但是，“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终于使这位杨提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有去二龙山落草。杨志的遭遇，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比起林冲来就比较难于引起读者的同情了。
从以上三人上梁山的道路可以看出，《水浒》的确反映了巨大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徽宗王朝统治的危机。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3 论《水浒》（李希凡）
在《水浒》的历史画卷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例如阮氏三雄，不仅在“劫取生辰纲”中起了骨干作用，就是“火并王伦”、“活捉何涛”，也主要是他们的战功，他们的出场确实带有劳动人民造反的典型特色。三阮出身于道地的渔民，处于乱世，生活的潦倒，境遇的惨淡，小说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有力地烘托了他们义胆包天、敢于反抗的性格。此外如解珍、解宝、顾大嫂、石秀等人，也写得十分出色。在这里，我们只谈谈两个最突出的英雄形象——武松和李逵。武十回（从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是《水浒》中最有名的章节，其中如“打虎”、“杀嫂”、“打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都是突出刻画英雄形象的精彩篇章。作者笔下的武松，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渗透在武松性格中的古代英雄的力、勇、智，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理想。人民渴望充溢着武松这样的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的人民，想起而反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力、勇、智。而比起其它水浒英雄来，武松的力、勇、智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表现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他适应着周围的复杂环境，也采取了复杂的斗争方式，这突出地表现在惩罚西门庆和杀嫂的情节里。
在《水浒》成功的英雄形象的创造里，黑旋风李逵是唯一不具有性格传记的艺术典型。从酒楼会宋江的出场，到劫场、上梁山、回家探母、受招安、被毒死，李逵始终是这个李逵。《水浒》作者偏偏没有特别单独描写过他。他的性格的表现，总是交织在同时着重描写别人的画面上。从李逵一出场，就突出地显示了他性格的特征。见宋江时的卤莽，赌场的赖帐，江边的抢鱼，酒楼上的闯祸，生动地反映出他纯真、浑厚的性格。李逵毫不虚伪，即使一时“猴急”做出了“不直”的事，也正反映出他的真和直来。他胸中永远燃烧着对不公平社会的仇恨怒火，随时斗付之于行动，不能忍受任何压迫和欺侮。他绝对忠实于起义军的利益。为了山寨，任何事情都走在前面，不怕困难，不畏生死。他不能容忍敌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弟兄做违反替天行道的事情。在“元宵闹东京”之后，他和宋江闹的一场小误会，就生动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性格特色。
难得的是，《水浒》作者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基础去塑造他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如实地带着他们那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面貌。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也交织着复杂多样的性格特点。打虎的武都头，还可以受惠于张都监，把他看着恩人。如果张都监真是赏识他，而不是阴谋陷害他，依武松的性格，也就会知恩报恩，效力于张都监了。这说明武松这位英雄也受着封建关系和观念的局限。而李逵在战斗中不分是非的蛮干，一斧一个排头砍去，滥杀无辜，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中的历史现象。
三
《水浒》通过丰富复杂的水浒英雄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究竟宣传了一种什么思想？这是有关《水浒》思想艺术成就的中心问题。那么，渗透着梁山义军的反抗行动，也为作者所憧憬的当时的农民斗争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叫它作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在《水浒》里表现得很明确，即所谓“论称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凶吉相救，患难相扶”。作者在“单道梁山好处”那篇四六文中，热情地赞颂了这种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人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第七十一回）
从这篇“言语”可以看出，作者是把它当作封建社会农民的理想化社会组织来歌颂的。他们的这种空想主义当然远不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这除去时代条件的不同之外，规模、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水浒义军的起义时间很短，在聚义的期间又没有远离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却没有提出改变生产数据所有制的要求，没有觉悟到必须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变农民的生活命运。特别是由于忠义观念渗透着他们的反抗行动，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又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而终于酿成了这次起义的悲剧结局。不过，他们的反抗行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一代王朝的统治。梁山义军从霸据一方，抗击官府，到攻城夺县、粉碎祝家庄曾头市的地主武装，打败封建统治者军队的多次进攻，自然是破坏封建制度的最鲜明的证据。就是在他们平素小规模的活动中，也反映着这样的精神。请看第七十一回的一段叙述：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4 论《水浒》（李希凡）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这正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斗争实践，即使如某些历史家所说，带有“流寇的色彩”，而正是它在破坏着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也反映着当时当地人民的要求，起着号召人民反抗的作用。
水浒义军的忠义观念，虽有它的局限性，但水浒英雄的义，又终究不尽相同于《三国演义》刘备、关、张的义气。刘、关、张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个人，尽义于“兄弟”。关羽降汉不降曹，“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为了同样的义，关羽在赤壁决战中，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以报知遇之恩。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东溪村“七星小聚义”，他们设誓劫取生辰纲，就明白表示过：“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做生辰。此一笔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共鉴。”（第十五回）后来在水浒英雄大聚义之后，他们攻城夺县，反抗官府，击杀害民贼，是为民除害，“散粮救民”，远征祝家庄、曾头市，就更是解除农民痛苦的革命行动。正因为梁山义军的义，它包含有这样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所以疾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才被老实人林冲火并。也正是这种义不废于私，不废于个人，所以当李逵听到宋江有苟且行为，才“气做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还“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砍杀他。
只可惜他们的义又和忠君思想混杂在一起，终于不得贯彻始终。从水浒义军的反抗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人，却不反对那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初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曾唱过这样两首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
“酷吏赃官都杀尽”与“忠心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可在他们看来，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这种精神面貌在《水浒》里虽然表现得错综而复杂，却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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