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拥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喜福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蓦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时光。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地位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养尊处优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一，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在乎金钱饼里的馅是烂水果捏成。而所谓的福橘，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用的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