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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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机要秘书的思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版）；程
华的《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刘
振德的《我为（刘）少奇当秘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
前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
春秋出版社1988 年版）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年版）、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之妻并兼
其个人秘书的水静所写的《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南
昌：江西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等等；后者主要有叶永烈的《毛泽东的
秘书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陈伯达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3 年版）、《胡乔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版）、以及董边为其丈夫所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等。这些书籍往往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
的历史事件内幕或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从十分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中央
最高层次的工作制度、内部分工和机构建制，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个人性
格和生活习惯等等，因而不仅成为好奇心炽烈的一般平头百姓争相购买
的读物，而且成为一向苦于有关资料难寻的专业研究者难以替代的信息
来源。
就学术研究价值而论，《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以
下简称《简史》，引述内容只注页码）则更应列为一本必读之书。它不
仅超出上述分类之外，更因为其史料价值之高和提供的研究素材之多，
最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解读。本文将试析其中部分内容以证明这一点并希
图引起读者的注意。
一、中共秘书机构的建立与健全
《简史》特别强调秘书和秘书工作机构对于中共整个组织机构的重
要性。它详细叙述了中央和省一级党政军各级秘书职位和秘书机构设
立、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用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会议记录和私人书信
等原始材料证明：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健
全大都是以其中秘书机构的建立或开展活动为主要内容和关键标志的；
中共组织发展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秘书机构的发展史。
按照《简史》的叙述，中共建党之初，实际上既无秘书机构也未设
秘书职位，为数寥寥的中央领导人事无大小均是自己动手，而其他办事
机构也并未设立，于是中共党员往往是在中央文告的一般性指导之下以
个人身份进行活动。1923 年的中共三大终于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组
织法》（页13），在草创中共秘书制度的同时又对中央到各大区的中共
领导机关构成作出了决定。其中规定，在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
委会内再选出五人，分别担任委员长、秘书和会计，与另两位当选代表
共同组成中央局，负责日常工作。从此，中央秘书不仅成为常设性职位，
而且开创了中央秘书同时也是中央领导成员的先例。（页14－15）而在
其他组织机构中任职的秘书也大体如此。（页15－16）可以说，中共组
织机构中自有设置以来，秘书就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实权地位。
既有秘书职位之后，秘书业务便开始大量发展；而身兼中央主要领
导人的中央秘书显然无法应付剧增的工作需求。于是从1925 年下半年起
中共中央即考虑专设秘书机构的问题（页20），1926 年6 月中共四届三
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决
定增设中央秘书处，由中央秘书长负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页
20）。这是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进展：此后，中央秘书
长的职务不仅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成为整个组织机构运转的中枢环节，出
任这一职务的均是资深领导人。＇3＇而另一方面，其后建立的中共党政军
各级领导机关均设立了类似的秘书工作机构以及领导这一机构的秘书长
职务。（页19）当然，从中央秘书到中央秘书长，其地位和职权有升无
降、有增无减，这一定规也在各级秘书长身上体现了出来。在某些情况
下，秘书长的职权之大往往是令人惊异的，以致于所谓“秘书长专政”
成为中共组织中人人皆知的熟语。＇4＇
1927 年初大革命失败、中共的组织活动受到严重的破坏和镇压，但
合法空间的丧失反而更突显了秘书机构作为组织机构运转核心的重要
性。因此，同年召开的著名的“八·七会议”即决定以重建秘书机构为
中心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各级组织。（页67）1928 年中共“六大”后新
建的政治局以更加明确的态度继续从事这一工作。（页69—74）1928 年
10 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页114—118），
1929 年10 月《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页68
和118），1930 年1 月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报告大纲》，不
仅强调秘书处“是中央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而且规定它对各
下属省委秘书处的工作有领导监督之责和业务指导关系。（页68）这些
举措强化了中央秘书处的权威地位，进而开始造成了一种隐存于正式的
组织机构形式之内、以各级秘书机构之间的纵向联系为特征的权力网
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太大的改变。＇5＇
从这个层面上来观察，后来在1941 年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只不过
是中央秘书机构的进一步健全而已，它顺理成章地承继了原中央秘书处
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种健全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长久的影响：随着
中央组织机构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多，处在战争年代那种物资贫匮的条件
下，中央办公厅不得不同时承担着为中央直属机构组织供应、生产和分
配有关物资的职责。（页192—194 和328—330）各级秘书机构也与之相
应地增设有关功能。（页350）就其后来的影响之所及，我们可以看到，
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形成而在建国后终于确定的“单位体制”下，各
级政府、各个机构的秘书部门通常都控制和掌管着所在机构内部各种有
形与无形资源的筹集和分配。＇6＇而这显然进一步加重了秘书机构和部门
的权力。综上所述，在整个组织体系内与其他机构相比较而言，各秘书
机构间的联系是一种层级性且具实质内容的联系；而在任一机构内部，
秘书部门又是最关键的实权所在。
二、秘书工作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从《简史》对中共秘书机构、特别是中央秘书机构的典章制度的历
史形成过程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发展特征：尽管秘书工
作的目的是为着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提供服务，但由于中共中央早期为
着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方便而设在上海，因此当时制定工作制度的关注点
在于如何更好地对付视共产党为非法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特工机构，例如
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定包括文书的隐形书写、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建立、
秘书工作人员的保密纪律、秘密电台的管理等等（页35－139）。只是在
中央迁到根据地、特别是后来常驻延安而处在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之
后，秘书工作才真正走上正常轨道，工作制度的发展重点转到了协调内
部关系、围绕着中央领导人新的办公制度而制定各种公文处理程序和上
通下达的沟通规定，例如制定中央与各地中央局秘书机构之间的文件交
换和行文制度、文件送审传阅制度、时事动态汇总研究制度等等。（页
186—247）但后一种制度发展处处留下了毛泽东个人的深刻印记，这并
非是因为他曾以图书管理员作为其第一份社会职业、后在中共“一大”
时曾任大会临时秘书、又出任中共自有设置以来的第一个中央秘书而享
有“中共秘书工作的开创者”之称，（页391）而是因为正是在他争取和
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过程之中由他主导完成了秘书工作制度的建
设。由此也可看到，后一种制度发展显然受制于当时党内斗争的状况，
但同时也成为规范当时党内意见分歧和冲突的一种措施。
在这方面，《简史》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事实证明。在1935
年1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受托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而这只是毛泽东开
始扭转其自1932 年以来失势地位的第一步，接着他就利用“长征”途中
中央秘书处并入中央军委且主要由红一方面军机要科统一负责的机会，
委派曾在江西时期担任过自己秘书的王首道出任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
长；＇7＇1935 年9 月的“瓦窑堡会议”后，他又设法使王负责刚刚恢复建
制的中央秘书处，从而在管辖中央秘书处机要科的同时又领导中央军委
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并且建立了完整的机要制度，以此将党政、
军队和秘密工作的全部机要通迅置于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页204—210）这成为当时条件下对付所谓“留苏派”的重要一着。＇8＇
1937 年11 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共转变方针、与国民党建立
统一战线的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从而
打破了1935 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重心的党内政治格局。＇9＇但就在
同年12 月王明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咄咄逼人、“表
现得不可一世”的王明，毛泽东虽然“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
话”，＇10＇但却以1931 年以来中央政治局终于实现了国内成员与国外成
员第一次聚会国内为理由，坚持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办公
规则和发文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特别强调重要文件“非经半数以上
的书记签名同意后不得发出”，“经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签字后方认
为有效”。（页217）与此相应，中央秘书处着手制定并开始执行文件传
阅审批制度，进一步严格了发文程序，从而产生了最重要的中央办文制
度。（页218—222）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而
且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一制度后来已扩大应用到党政军各个部门和各种
问题的议决过程之中，尽管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并未坚持到底。但在当时，
此举的实质意图却更多地在于制约回国后决定立即前往武汉、建立并领
导中央长江局的王明等人，杜绝他们利用建立统一战线之机另立山头、
另搞一套的可能性。＇11＇
同样有意思的是，1941 年在毛泽东为“延安整风”而进行理论准备
的时候，他不仅同样抓紧了有关组织机构的改组与整顿，而且充分利用
了他所掌握的组织资源优势：一方面，他首先完成了中共中央下属的西
北中央局、华中局和南方局的人事调整，＇12＇另一方面，先是委派中央秘
书处长王首道、后又专调胡乔木作为其政治秘书帮助他编篡整风的重要
文件《六大以来》，接着又在这年8 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
决定》而组建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自兼主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