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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

中国书评 选集-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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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的宪法研究过多地注意了规定性,而不注意对中国
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政制运作的概括和描述。依照这种观点,结论之一必
然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宪法。的确,中国直到近代以前一直没有成文宪法,
也没有与近现代西方相似的实际的宪法制度。但这种观点的最大误区是
否认任何社会政治运作都具有制度性的因素,它进而使我们不重视对中
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运作的考查总结概括。同时,这种观点又是以西方
宪法(甚至是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标准的产物:如果说我们历史上没
有与西方宪法类似的东西就没有宪法——宪法在此被神圣化了,宪法被
等同于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西方的意识形态(17、18 世纪的西方的政治
国家话语)。却伯的著作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由中国人制造的西方
宪法中心的迷思。却伯的著作雄辩地也切实地展现了美国宪法的演化、
发展及其内在模式的流变。今天的美国宪法的确还是二百多年前的那部
宪法,但却伯的分析却显示又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那部宪法。却伯
说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Nation)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
动的话语。如果我们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来重新考查中国
历史和现实,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也许
我们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却伯的著作还指出一点,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和永恒有效的宪法制
度模式(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国自1789 年革命
以来宪法已换了多部,而英国从来就未曾有过一个确定的宪法文件),
宪法模式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如果我们以那种基础主义的哲学观
看待宪法,试图设计一个万古长新的制度,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中必定
是一个失败。无疑,中国当前的改革要求政府转换职能,减少政府对社
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如果以为这就证实了18 世纪西方的宪法观
(有限政府、三权分立等)是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
同却伯教授的细致分析所表明的:在现代社会,为了社会的利益和保障
个人权利,政府应当、同时也必须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

美国宪法毕竟持续了二百多年了,除了添加了26 条修正案(而其中
大约只有十几条意义特别重大),美国宪法文件没有变化;那么美国宪
法又是如何得以演化流变的呢?却伯教授的著作(当然还有其他人的关
于美国宪法的著作也显示了这一点)表明了法官、律师对宪法文件的阐
述性的适用是推动美国宪制适应美国社会变革的动力。通过这些人的相
互冲突性的合作(一个矛盾的表述!),一部明知含糊、故意不确定、
甚至今天看来曾有过重大历史错误的(关于美国黑人不算完全的人的文
字仍然存在)美国宪法变成一个非常细致具体的可操作化的制度。只要


粗略一翻,读者就可以感受到那些如此一般性的语言在这些法官律师的
手下竟变得如此精致微妙和具体,如此富有可塑性却又如此坚韧;因其
可塑,所以美国宪法可以随美国社会发展而流变;因其坚韧,所以美国
宪法又确实在规定限制了美国社会和政府。而这一切又不是恣意的决
断,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证明的(justification)。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赞美美国宪法制度本身,而只是
在赞美美国法官和律师们的工作和技巧,赞美他们在传统中游刃有余、
得心应手地维护了美国社会制度。一部宪法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张力,在
我看来,主要不是宪法文字的功绩,而是实施者的功绩。这种宪法的实
践传统是中国法律界非常缺乏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
界把宪法只作为一种理论,而未能以自身的法律学识和法律技巧将之投
入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的宪法理论缺乏活力。我们最多只是直
接粗糙地引述一些宪法条文,其中看不见知识、看不见语言和现实的丰
富潜在性。而其原因,我并不如同一些学者那样将之归结为中国的政治
意识形态,我更多地看到的是我们法学界和法律界学术传统的欠缺,我
们智识的开发不足。

由于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中国的法律传统,多年来中国在翻译介绍
美国法学著作时常常出现一个接收美学的问题,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不
涉及或很少涉及美国司法判决的学术著作(例如可称之为美国法学第一
名著的霍姆斯的《普通法》至今没有一个中译本,甚至节译本也没有)。
这有预期读者的问题,也有译者自己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对美国法律
影响最大的可以说首先是法官的司法决定(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称之为
出色的甚至是第一流的法律论文),其次是从具体案件的分析下手的法
学著作。因此,如果要想真正了解美国法律,也许我们法学界和法学翻
译界应当作一个知难而进的方向调整,把目光扎得更深一些。却伯教授
的这部著作就是基于对宪法性司法决定的分析而写出的著作。对中国读
者来说,初读这部著作,也许与我们习惯的理论性宪法著作的概念相悖,
会感到难以把握。但这也是我们拓展自己的关于理论学术著作的视野和
增长把握学术著作的能力和机会;是我们更切实而不是泛泛了解外国法
所必需的。这也是我认为值得推荐却伯教授的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
——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李强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先生是当今西
方公认的汉学权威。史华兹一生勤于笔耕,其著述涉略传统中国思想、
中国近现代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方面。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几乎
所有这些方面,史华兹都以其广博的学识、独特的分析为学术界提供了
具有权威性的论述。PaulA。 Cohen 与 Merle Goldman 曾这样描述史华兹
的学术贡献:

在将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史华兹通过自己的教学与著述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主
要人物。他设定了这一领域的标准,尤其是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这些标准对美国乃至全
世界的学生与学者既是一种指导,也是一种启迪的源泉。[1]

在史华兹的诸多著述中,《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下简称《严
复与西方》)是一部代表其学术观点与水平的力作。[2]。。 该书问世三十多
年来,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政治的必读书。它在中文世界
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从六十年代起,台湾的学者就有评介它的文字,并
有若干节译或译本。[3]。。 大陆学者也对这部著作早有注意,并在最近几年
将其迻译为中文。[4]。。 

《严复与西方》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它提供了
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理论框架(frame…work)。史华兹从严
复思想的研究入手,阐释了中国近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
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的一套整
体分析。

史华兹从严复入手揭示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性质,确实是独具慧
眼。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范式的转型。自十九世纪中叶
起,儒家思想的传统范式由于无法解释、应付随着西方入侵而产生的严
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逐步受到怀疑、挑战、乃至根本否定。中国知识
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求库恩(Thomas S。 Kuhn)所
谓的新的范式。[5]。。 正如史华慈所说,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与二十世纪最
初十年中成熟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价值观念的真正变革者、西方新观念
的载体”。[6]。。 而严复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有范式寻求意义的人物。
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学者。严复所提出的
问题、以及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思
想发展的方向。

史华慈研究严复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评价。史
华慈循韦伯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认定传统中国文化缺乏内在活力以及
改造社会的能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思维倾向乃是接受欧洲
文明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史华慈断言,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反映了
与传统思想的决裂。[7]。。 根据史华慈的分析,欧洲思潮中对近代中国思想
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严复介绍入中国后,


从两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其一,社会达尔文主
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
同的社会道德目标。根据史华慈的解释,传统中国文化缺乏民族认同意
识,而仅有文化认同意识,即认同某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的
道德与价值观。这就是说,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保教”比保国更为
重要。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十九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威胁时表现出巨大的惰
性,而未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地寻求富强之道,原因即在于此。由于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中国士大夫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
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实体”。个人是国家有机体的一分子,“保卫国家
有机体的生存乃是个人的最高职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华慈认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主义”(culturalism)向现
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根据史华慈
的观察,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知识界的所有精神探索都可
以归结为对国家富强的无休止的追求。这种民族主义的迷念驱使中国知
识界拥抱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以寻求实现国家强权的最有效的道路。
其二,根据史华慈的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界
所追求的社会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
段。用史华慈的话来说,这一手段即是“欧洲文明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
精神”。该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提升人的能力(energy),崇尚“争”的
哲学,褒扬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及崇尚权力的扩张。

在史华慈看来,对国家富强的追求,以及强调个人能力之提升构成
严复思想的核心,同时规约了他的自由民主理念。根据史华慈的解释,
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建立在“个人是社会的目的”这一价值观念基础
之上的。而严复仅仅将自由与民主视为提升个人能量、从而最终促进国
家富强的手段。在他看来,这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歪曲”预示着后
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他断言,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渴求
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是由于,在通向
富强的道路中间,有比自由主义更为有效的捷径。譬如,“苏联式的建
设性权威主义(positive authoritarianism)便是这样的捷径。[8]。。 

史华慈在严复研究中提出的这些论断对西方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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