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值１９９５年，王映霞已到９０高龄，住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她，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３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在谈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已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的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每每来信，你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１５天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真有点老小孩的味道。最后的日子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讯了。
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郁 风
郁达夫的一生再复杂，也淹没不了那条始终一贯的鲜明的主线，直到最后他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了。还有比这更严肃的人生态度吗？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这句他的名言，不但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曾引起风波，以至于被“左联”开除 ，直到一九三九年在新加坡又被一场风波引为话题，实际上联系到他给“文人”下的定义，这句话只能说明他对“战士”一词的更严格要求。
一到新加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来。他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底，最多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所有这些都并非挂名，而是要自己动手，再加上和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甚至没有助理编辑。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原稿上都有郁达夫用红笔删改过的字句。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到十月廿五日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均收入《郁达夫海外文集》）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还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另写一篇。另一段时间是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廿五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在写社论时，上夜班后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是清晨了，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有人回忆他当时精力过人，而且读书看资料过目不忘。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等，每天笔耕总要在四、五千字。除本身写作和编务还有对青年作者的培育，经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就有不少是在他帮助下成为著名作家的，如早逝的诗人冯蕉衣和如今尚在新加坡、五十年代曾编过《郁达夫南游记》的温梓川。据郁飞回忆甚至他念初中一班上的作文比赛，老师请他爸爸评阅，他也看了几十份卷子评出第一名。单从以上这些劳动量来说，在不“颓废”的作家中，能和他相比的也不多吧？自然，他还照样不能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宴饮游乐。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极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余项。再从本书目录来看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作家生活、历史掌故、国际国内文艺动态、抗战与文学……等等，几乎与世界社会一切都相关。但有一本《郁达夫传》却说他是“与世疏离”的天才。类似对郁达夫的这种看法并非个别的，当然更多的评论是离不开颓废、消沉、感伤、耽于醇酒妇人等等，多数人不了解他后期在海外的作为。郁达夫就是这样直到死后数十年长期被误解的一个作家。
击中要害的政论
纵观郁达夫晚期的思想境界，简单说一切只是为了抗日，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者更重要的了。在出发海外的太平洋途中写下的《必胜的信念》一文中说：“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处之前，我总觉得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的”。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已具盛名的作家，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成就，以及什么地位影响等等已完全不在话下了。甚至三年多写了这么多各类文字竟没想到出版一本集子。
从本书的“政论”部分可以看出他这个“惩处罪犯的助手”所宣传的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那就是：1、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妥协投降；2、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3、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革命的进步的政治言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他也犯了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那就是“速胜论”。不止一次地提到最多不出一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甚至于预言“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如今看来自不免好笑。然而如果是过来人，我们便不会忘记，当时面对来势汹涌的敌人，失败主义论调随处可闻；前方后方又有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特别是在海外久处殖民地环境的侨胞中，更是缺乏战胜的信心。郁达夫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声嘶力竭地企图扭转，以致不惜矫枉过正。他也并非空说豪言壮语，而是确能看出敌人的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他分析了从“九一八”以来八年中的变化后论断：中国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他凭借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才情，青年留日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对敌我战场、国际情况的丰富资料，写出那么些鼓舞人心和具有说服力的政论。正如刘尊棋同志在序文的最后所说：他能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如滇缅路的重开、美日商约的废止、美苏的接近，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常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如当时不少舆论抨击苏联是独裁的赤色帝国主义，对苏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颇多责难。郁达夫在政论中却为苏辩解，说苏联并非侵略国家，它幅员大，经济落后，对于四邻无日不在危惧中。它的外交政策始终一贯中立，而这中立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安全。对英美帝国主义虽指出他们各怀鬼胎，对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从来不肯拔刀相助；同时常常从他们本身利益去分析宣传联合参战对付德日轴心国的必要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因此也常常夸大估计他们的实力，以致于在珍珠港事变和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还料定敌人暂时不敢动手。
他的政论不像一般的政论，总要貌似客观，行文但求严谨，论说惟恐越轨，而他是带着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惟恐不尖不透。如他对日本侵略军，惯称“倭寇、倭种、倭人”，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说：“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说美国决心“到了沸点，转移到实际参战，只有一发可容”，如向新加坡当局为华侨请命，说如果对侨汇再加限制，则“必将计数而怠工，相率回国，何必抛妻别子羁旅他乡”，简直接近“威胁”了。这些都显露出作者的性格。
在新加坡的佚文中除不署名的社论外，也有当时见报的演讲词，还有些没有见报的，就连新加坡学者也无从辑录了。如一九四○年冬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赴新加坡拉拢《星洲日报》的万金油老板胡文虎以对抗陈嘉庚（陈作为南侨筹赈会主席，当年曾亲率慰劳团到国内西南、西北各地访问视察，并不顾阻挠访问了延安），胡文虎在他的俗不可耐的虎豹别墅举行了数百人的欢迎会，由他的儿子，《星洲日报》经理胡蛟致欢迎词，他拿出讲稿照本宣读，大意说：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独行，排斥异己，前方浴血，后方贪污，我们华侨以血汗所得捐献祖国，而孔二小姐之流却以军用飞机载运奢侈品，政府官员采购军火私吞外汇……希望国民党整肃党纪军纪，严惩贪官污吏，开放民主，团结各党派全力对敌，等等，使主人莫名其妙，贵宾愕然，又不便阻止，而全场华侨人心大快，热烈鼓掌。原来，这份讲稿是郁达夫起草的。当晚吴铁城派人到报社提出严厉要求，次日新闻中只好把欢迎词内容删掉，未能见报。（见《回忆郁达夫》所辑当年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的徐君濂和石蕴真两文。）
干预生活的杂文
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在海外的晚期不但不再写小说，连散文和游记也很少。只有刚到新加坡不久时的两篇《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虽仍有他的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中所收的散文之潇洒和情真意切。而在他编余随手所写的不少短短的杂文中，却不乏精彩之作，且贯穿着与政论同样的一切为了抗战的中心思想。如《空袭闲谈》、《谈轰炸》，从他亲身实感的经验来谈，消除空袭和战争恐怖，读来亲切可信。如《战时的忧郁症》，千方百计要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来服务抗战。许多题目如《教师待遭改善问题》、《文人的团结》，都说明了他干预生活的热情。如对重庆文化人生活之苦境，不但以物质实力支援，在他编的副刊上写启事并代收稿费捐款，增加许多事务工作，还为此写了一篇《文人的待遇》，从更高的立足点摆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论述文人收入稿费还不及工人、车夫的处境虽值得同情，但另方面从我国历来“万般皆下品”的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对战时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很好的教训。他说“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受，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越他们之上不可的……”还有那篇接到郭沫若、王昆仑、老舍、孙师宜等在重庆联句向他慰问的信后所写的《文人》，不啻是为自己所总结和宣告的誓言。至于那篇《敌我之间》，是日本的《读卖新闻》发表新居格致郁达夫信，再由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郁达夫的这封回信，在海外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