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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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寄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言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蒋介石、叶楚怆、于佑任、邵力子、柳亚子等，也可说明他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控诉。自然这也只是不会有结果的天真的冲动，却正符合他的性格的。
在他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是被激情所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而白首偕老，这是他的根本性错误。虽然确曾有过最初几年幸福生活，自从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偶然见到一篇王映霞于一九八三年所写的《阔别星洲四十年》（载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有一句真心话倒可以作为我上面的见解的注脚：
“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这是在她叙述了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经王正廷大使介绍与招商局局长钟贤道结婚，婚礼冠盖云集，隆重热闹，震动整个山城的情况之后说的；也就是意味着王映霞女士对前后两次悬殊的不幸与幸福婚姻比较的总结。
郁达夫的晚期，是不断的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最后一程，而不是从作家到战士的突变。他仍然是那个写《沉沦》的郁达夫，仍然是伴随着悲愤、误解、贬抑、孤寂而挣扎奋进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为新文学的曙光而欢呼、为人类的不平而狂叫的郁达夫；是那个当创造社奄奄一息，放弃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学最丰厚的待遇，忍受着战友的谴责，独自跑回上海挑起重担忍辱负重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崇高灵魂的郁达夫。
但是到了晚期确实起了变化，除了以上叙述的他的作品和行为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之外，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溯自胞兄殉国以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地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涨，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感情，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悼胞兄曼陀》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洲日报·晨星》）
他如果能活着回到祖国，会是怎样的呢？
他会以海外这段生活的经历，更深沉的思维，传奇性的故事，可爱的和可恨的人物，写成动人的小说？报告文学？诗和散文？
他还会循着那“必然的趋势”，以增大了的更广阔的情感，继续以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写出这个时代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评论？
如果从一九二一年郁达夫走上文学道路算起，到新加坡沦于战火的一九四一年，他的文学生涯不过整整二十年。他殉难时只有四十九岁，如果他能活到七十岁，他还能再写作二十年，也可能有一倍于现在留下的作品。
然而，什么都不能够了。
胡愈之老先生在他留下的那篇重要文献《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的最后一段说：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
（作者为郁达夫侄女）
说郁达夫的《自传》
…
郁天民
一 引 言
作家郁达夫生前共写过连续的九篇自传（最后一篇《雪夜》未标明篇序），叙述了从出生到日本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为止的大约二十年间的生活。它不是按照史籍体例的纪传，也不是个人经历的详尽回忆录，却是很有点浪漫主义色彩的真率表现自己的文学作品，叙述委婉细腻，诚挚动人。九篇虽先后连贯，而每一篇又各具中心，各赋标题，相对地可以视为单独的散文小品。笔者在编辑他一生所写的诗词和撰述他的年谱、传略时，对他的幼年、童年、少年以及步入青年时代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了解、收集之后，发现这九篇自传虽然在叙述事件和年代记忆上不免有失误之处，但所记载的都是真情实事，而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事件的选择，角度的裁剪，抒情的适度都具有体现他艺术思想的高度概括意义。这位作家对于传记文学有他自己鲜明观点。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发表于上海《申报·自由谈》上的《传记文学》中他认为：中国历史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起，指导以后的“所谓谀墓之文”，“千篇一律”，“智仁皆备”，“从没有看见过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文字”。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又在上海生活书店的《文学百题》中发表过《什么是传记文学》。他说：“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若要写新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他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他又说：“统观西洋 的传记文学，……传记是一人的一生大事记，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回忆记却只是一时一事或一特殊方面的片段回忆而已。”这九篇自传，正是他实践自己的这些艺术思想的作品。它好似一幅生动、形象的画卷，从中很能嗅出一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以至大正初年的日本社会某些特定东西来；也很能摸到一些产生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的这位作家的思想、风格以至个性的发展脉络来。因此，它无疑是了解和研究作家的——虽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重要的一组文献。
这九篇自传，作者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其中一至七篇是在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末）这段期间内陆续写成的。这年头正是白色恐怖网罩上海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秘密逮捕了大批革命人士，而且公开狙击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特务们继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杀害了拒绝蒋介石要求的上海《申报》主笔史量才。与此相配合，文化“围剿”也雷厉风行。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大规模查禁新文艺书籍，一时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一百四十九种之多；一方面又声嘶力竭地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六月，又公布施行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严厉实行思想统治。一切进步书刊都必须先送审查委员们审阅后才准付印发行。大量优秀的进步作品被禁止刊出。这时候，作者虽已从上海移家杭州一年有半了。但杭州，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是个“钱王登遐仍如在”的地方，国民党早已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他和鲁迅还始终是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在案的人物。自作者来到杭州，国民党杭州当局立即布置了对他的秘密监视，不仅外地寄给他的书刊信札一律经过秘密检查，而且住宅门前也有“职业小贩”三班制昼夜“营业”。他只能过着政治上苦闷、彷徨，经济上始终依靠出卖文章为生的专业作家生活——主要还是寄文章到进步报刊集中的上海去发表、卖钱。而要不断地进行写作，为人民说些话，在那文化“围剿”的紧锣密鼓声中，是愈来愈困难了。自一九三四年五月，艰辛地支撑着《申报·自由谈》这块进步园地的编辑黎烈文终于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辞职以后，他连发表点讽喻象征，嬉笑怒骂，短小而很快就能见报、卖钱的杂文的地方也被剥夺了。这年八月，由林语堂、徐讦、陶亢德等编辑，刚于这年四月创刊，公开在《投稿规约》中声明“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来约他撰写自传。他原本也有写一部自传便于发表和卖钱的打算，就接受了，但却首先写了一篇《所谓自传也者》，作为“自序”拿去发表。
自传竟首冠以一篇“自序”，确实是历来所罕见的。而这篇自序，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序、跋文体例。它说的是：“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当然指的是国民党中央——笔者）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之外，永不准再做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可是，“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恰好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被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由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全篇完全是对国民党滥施文化“围剿”，大兴文字之狱的控诉状。那末这位女作家是谁呢？她就是苏雪林，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在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很有点名气的绿漪女士。她自一九二一年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初学美术，后改文学。一九二八年作者和鲁迅正在上海共同创办《奔流》杂志。七月七日，北新书局李小锋借座悦宾楼宴请作者和鲁迅等，她曾应邀同席。作者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之许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女士，新自法国回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小品文的风趣。”可见当时作者对她还颇有些好感。她对作者和鲁迅也既无恶感，又无积怨。以后，她还公开著文赞颂过鲁迅，说他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对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彻研究的”等等。但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个泾渭分明的年头，她正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却在九月一日出刊的国民党官办的南京《文艺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了《郁达夫论》。文章一开始就矛头直指创造社：“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