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稿第三句首二字本作“谁似”,大概人为太露骨了,不够妥帖吧,乃圈去,改为“最忆”。诗注中对吴梅村的《鸳湖曲》只附带地提起了一下,而感慨最多,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朱竹垞的诗。如果与《自述诗》第十五首连起来读,就会知道他感慨深处的秘密,正是“艳丽极了”的“红袖”!第三句首二字改为“最忆”,固改得较为含蓄疏雅,比原来的好。但如拿原本的“谁似”来推求,艳羡之余,还不无自叹无此福分的怨气,倒是十分符合他当时的感慨情绪的。
清初的“江左三家”,诚然是三大家,对清一代的诗风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作者同代的清末民初时的诗人,几乎没有不读过这三家的诗集或诗选的。但这三家又都是明末的公卿,亡国后投降满清,做了新贵的所谓“二臣”。尽管他们的作品,没有像秦桧、严嵩那样为士人所不齿,仍然大量刻印流传,并为历来的许多诗人文士(包括作者在内)所喜爱欣赏,但作者对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的。对钱谦益是:“虞山人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对龚鼎孳是:“尚书白发老江湖,卅二芙蓉句不磨。未必临危难授命,都因无奈顾横波。”对吴伟业是:“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山总断魂。”他对三人的文学才华都是十分赞赏的,甚至有些字眼还不免于溢美之嫌。同时也都有批判,但比较起来,不难看出他对吴梅村是宽恕、惋惜、原谅的。原因何在,他没有明说。吴梅村早期的七古歌行,褒忠斥奸,不乏激昂慷慨之作;经过亡国投降,辄多悲凉哀怨之声,并多表心迹、诉委屈的辩解。因而,曾博得清中叶以后的不少论家的同情,甚至有人还把他比作庚信。作者是否也是这层意思呢?从以上他论吴伟业的诗来看,他主要是怜惜吴的诗才。或者说,他对三家的诗才都是怜惜的,但对吴却特别怜惜,以致于不忍责备。因为他太爱好斑管泪痕,使红粉青山总断魂的吴诗了。这与清中叶的诗人龚定庵所见略同。龚称“余于近贤文章有三别好焉”,第一就是吴伟业。他对吴之所以别好,除因纪念慈母口授者外,正是因为“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作者有过一封写给婚前的孙荃,题名曰“云里一鳞”的长信,在论诗部分中有云:“清初吴梅村、查初白诸人诗,风光细腻,一咏三叹,诚学诗者好模范也”。又说:“清诗人有龚定庵者,仁和产也。诗句秀艳类吴梅村。”几乎可说是一脉相承,吴伟业被他们两人偏爱的,就是细腻、秀艳的儿女诗风格!
清代大部分诗人对作者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有过影响,而影响最早的是吴梅村。虽然《远程篇》中所说的在嘉兴“一味的作诗”,原稿至今未发现,似乎没有保存下来,或许在以后发表的诗中有一些是嘉兴的篇什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目前所能读到的作者早期诗歌,在风格上,受吴梅村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与作者早期的其他作品,在思想上,多少受过还有二部读得非常快活的书——《庚子拳匪始末记》、《普天忠愤集》的影响是一样的,不过吴诗的影响似乎更容易看出来。按作者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这三部书,确实对他有过较大的“内心变革”。
七 孤 独 和 圈 外
孤独,从人类的社会构成以来,大致可以说不是先天的吧,但孤独却又是普遍存在的。而作者的自传,孤独简直是连贯九篇的纵线。他自出生、孩提、入学,由小学而中学,以至东渡留学,虽然在各个阶段,他找过同学,恋过异性,说明他也有着摆脱孤独的本能愿望;虽然作者还带着快慰的口吻,说孤独也带给他大量读书等等的乐趣,显然这不过是缄默者的苦笑,不甘心的自嘲;虽然自传各篇叙述了各个阶段的不同原因,但百途归一,孤独始终是伴随着他的阴影。如果允许摄象机样拉远镜头,在更广阔的视角里纵观,自传所撰述的年代是这样,甚至不妨说他的最后年代还是带着孤独的阴影离开人间的。如果得以分析化学样分离原子结构,则各个阶段、各种年代的不同原因之中,是否也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自传的第六篇《孤独者》和第七篇《大风圈外》,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似乎正是痛定思痛的东西。
这是个专制王朝总崩溃前四海汹汹、人人窒息的时代。作者这两篇概括的虽然是一九一一年前后的那场革命的年代,其实,一九一一年之后,以至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所处的,何尝又不是那场“革命尚未成功”的时代!
在嘉兴读了半年以后的当年夏末初秋,他转入杭府中学。他与徐志摩同学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但作者在徐志摩遭空难后所写的《志摩在回忆里》说:“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侯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絅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回忆的事件相符,而时间颇有出入。这篇文章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而三年后写作自传的第六篇《孤独者》却说:转入杭府中学,“就在那一年(1909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时间相差一年。查作者的长兄郁华(曼陀)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法律科是在一九一○年七月,归国后参加清政府的“游学毕业生考试”。据清政府宣统二年(亦即1910年)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官报》公布,他考试合格,被擢用为七品小京官,而自传的回忆,在时间上都错早了。
据前以证实的较为正确的《自述诗》第十六首注语记载“八月改入杭府中学”,应该是一九一一年。《志摩在回忆里》所回忆的时间,也错了。陈从周先生编的《徐志摩年谱》(1981年,上海书店版),一九一○年条下载:春,志摩“入杭州府中学求学……同学中有董任坚、郁达夫……等”。同学中有郁达夫一语,系根据《志摩在回忆里》的记述,因而,也搞错了一年。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正是这一年的十月,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因此《自述诗》第十七首接着说:
鼙鼓荆襄动地来,横流到处劫飞灰。
秣陵围解君臣散,予亦苍茫过马嵬。
注:八月革命军起,杭州亦乱。余奉祖母、母亲避难家居。
第四句第三、四、五字原稿留有修改痕迹,本作“匆匆出”,又用红笔圈去,修改为“苍茫过”。日本抄件仍为“匆匆出”,注语则为:“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下同)”。可知这首诗的注语的“八月”,系指旧历。这年旧历闰六月,武昌起义,新军第八镇打响第一枪的十月十日,还是旧历的八月十九日。一声枪响,全国响应。但杭州随大流,宣布独立,成立浙江军政府是在十一月四日。这其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杭州真是既慌且乱。杭州府中亦在慌乱中散学,作者只能回故乡“避难”。此诗的末句改“匆匆”为“苍茫”,确是更为传神地状写出“大风圈外”的作者当日心态。因此,作者在杭州府中的学习的时间,他自己在《志摩在回忆里》虽称之为半年,实际上只不过两个月左右。
但这是很不平常的两个月。全国上下,那种山雨欲来的窒息死闷空气,使每个人都承受着凝重的低气压。而作者正在这种时候,以“一个不善交际,衣饰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来到了全省的最大都会,进入了“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的杭州府中。政治气压立刻具体化了。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人是千方百计,“不顾血本”地,当然是有苦说不出地努力趋附,以求“归”化;有人则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也是十分痛苦地,内心却是骄傲地“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作者早在《学堂篇》中就已完成了一身傲骨的变革过程,此时走的当然是后一条路,他只能继续在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孤独促使他“钻向书本”,拼命地把零用钱省下来买旧书。这段在杭读书期间,包括府中以后进出各教会学校之暇,徜徉书铺,比嘉兴回来路过杭州所买的书更多了,看来其中大部分还是诗词韵文一类的旧小说,如《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的,作者“接触的最初的两部小说”,《西湖佳话》和《花月痕》,就是在这时买的。甚至“有一次因气不过,就忍痛出了块把来钱,买了一部黄纸印成的(清黄仲则)《两当轩集》”(见《关于黄仲则》)。因此,视野和接触面是大大地扩展了,不仅广及宋、元、明、清诗,也读宋词、元曲,各种传奇,杂剧,如《桃花扇》、《燕子笺》,乃至通俗话本。他说:“真正指示我以作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这时间他大概也买过和读过不少诗话,不仅从诗话摄取不少作诗的滋养,而且读多了,还读出一门比较诗话的学问来。一九一七年他在《云里一鳞》中就给未婚妻孙荃谈过精彩的心得:“诗话剖词断句,有益于初学者不鲜。然亦有受其害者,如《随园诗话》之类,有益于初学者,有害于进步,可读一过,不可奉为终身宝筏也。诗话之妙者,有《全唐诗话》、《沧浪诗话》、《带经堂诗话》(王阮庭著)、《瓯北诗话》等。”
从此也使他尝到了买旧书能够买到“最经济最有用的书籍”的无限快慰。日与古人为伍,他当作了在孤独中的“唯一娱乐”。此后,孤独与买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依伴始终,以至买旧书成了他的终身嗜好。在他留世的日记里,最常见,也是最多的就是买书的记载。他一生买了将近五万册的旧书。他不是为藏而买的藏书家,是为读而买的。这样大量的书,他短促的三、四十年间怎么读得了呢?尽管他的读书速度很快,古人说的一目十行毕竟是夸说之词。他在中学时买来的书,有可能较细阅读,并且越读越快。但去日本以后,买书既多,据说就形成了个读书习惯:除部分特别爱好的精读者外,一般是阅首尾以知取舍通内涵而足矣,需要时重检,也极易翻查。大概书买多了,以有限的生命,涉无涯的书海,他总有他的良方。然而这种读书方法,不是像他这样记忆力极强的人是难能奏效的。因此,他读书的秘密是涉猎虽富而重在选取。他曾劝婚前的孙荃夫人读唐诗,但又劝她无庸贪多。他说:“唐诗所选种类颇多,最知名者为王尧衢注之《古唐诗合解》、蘅唐退士之《唐诗三百首》、某氏(忘其名)《续唐诗三百首》”(按:指金坛于庆元编的《唐诗三百首续选》——笔者)、某氏(忘其姓氏)之《三体诗选》(按:指周弼、高士奇选注的《三体唐诗》——笔者)、李于鳞之《唐诗选》等。首列二书,家各藏之;后列各书,富阳不多见也。能熟读前二书,一生已足受用,不必抛手里之孤禽,求林中之两鸟也。”又劝她读经史:“经史不可不读,不必多读,百子亦然。”(均见《云里一鳞》)可能就是他选取的经验之谈。
顺便说这批旧书在他身后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