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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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同上；221页。
94。郁达夫《新生日记》；1927年3月8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93页。
95。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6卷；61页。
96。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100…101页。
97。郭沫若《再谈郁达夫》；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289页。
最销魂处是杭州
茗 禅
杭州是诗人刻骨铭心的地方。
诗人就是郁达夫。
刘海粟说，“达夫无意作诗人。但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刘海粟的眼光比一般人尖得多。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在新文学作家中，可说无出其右者，即便与郁达夫同比为“孤竹君二子”的一代大家郭沫若，才高气壮，以《女神》首开新诗一派，但论到旧体诗词的功力，还是稍逊郁达夫一筹。这话是刘海粟当着郭沫若的面说的。
郭沫若自是心气极高的人，但刘海粟评论的是逝世多年的至交挚友，也只能“点头而笑，心悦诚服了”。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５日，郁达夫从上海迁居杭州。
这天是星期二，是迷蒙的阴雨天气，诗人一家五点钟便早早地起了床，打包整装，赶赴上海的老火车北站。
诗人在日记里说，“携女人儿子及一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浅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
中午一点钟到达杭州城站，雨下得很大，诗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大堆的行李和和妇雏仆人安顿到了浙江图书馆旁边的“东倒西斜三间旧屋”的新居里。
关于这次搬家，诗人在《移家琐记》中这样说，上海“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诗人为此作了一首《迁杭有感》：
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范睢书术成奇辱，王霸妻儿爱索居。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塍试鹿车。
很多的新文学史学者据“范睢书术成奇辱”和“伤乱久嫌文字狱”两句认为诗人是担心受到当政者的迫害，因而迁居杭州。这话看似有根有据，但分析过于简单化了。躲避政治迫害，最好的上策自然是出国，象诗人挚友郭沫若避难东瀛，其次是避居上海的租界，况且诗人亦深知“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绝不是世外的桃源”，诗人亦感慨虽到了杭州，还是“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
诗人的杭州情结是前生注定无可化解的。
１９１１年的春天，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岁月，十六岁的诗人第一次离开故乡富阳，在一位老秀才亲戚的陪同下，到末代清皇朝的杭州府考中学。在等待考后发榜的闲暇日子里，呆在杭州这样的风雅之地，少年诗人与生俱来的名士脾气大发作。
诗人在自传中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的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
十六岁的诗人自然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娶一位杭州美人王映霞为妻，会在杭州过一段诗酒风流的名士生活，但可以推测，诗人的命运，在那时侯就已经显示出未来绚烂而痛苦的轨迹了。
清朝末世的杭州，少年诗人记忆最清晰的是茶馆。“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坐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而且还有小吃，象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
等到杭州府中学榜发之后，考中的诗人要交学膳费时，日日在三雅园四景园喝喝茶，在城隍山爬爬山吃吃酥油饼的少年诗人检点囊箧，带来读书的资金却有点不够了。诗人只得到费用比较省的嘉兴府去上中学。
诗人有《自述诗》纪此事：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处遍题名。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到了秋天之后，诗人转学到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杭州是省会，杭州府中学又是最好的学堂，年少才高的诗人在锦衣肉食官宦人家子弟的包围下，显得格格不入。敏感孤独的诗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买书和读书。“那时侯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
少年诗人在杭州精研了《吴（梅村）诗集览》、《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等书，遍读了《西湖佳话》、《花月痕》等西湖才子佳人故事。我想，青春期骚动着自卑压抑情绪的诗人在即将成为大名士的前夕，一定渴望有一位绝代佳人在冥冥中等着他，而那时侯的王映霞才是个四岁的小女童。
离开杭府中学后，诗人转学到之江大学预科和蕙兰中学，又回到故乡富阳过了一段孤身索居的自学生活，接下来漂泊岛国求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安庆、北京、武汉、广州等地辗转任教，但不管是在异国还是他乡，诗人心中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杭州，那座山水如画美女如云浪漫雅致的城市。
我每次读到郁达夫关于杭州生活的文章时，总是这样想，杭州这样的精致湖山，怡人风情，孕育了太多才子佳人的往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浪漫岁月，如果没有绝世才子郁达夫和杭州美人王映霞的旖旎故事，杭州还能算是杭州吗？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５日，对三十二岁的郁达夫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在民主革命中心广州深感失望的诗人回到上海后，正直单纯的诗人对创造社同人在革命风暴中的软弱和犹豫非常不满，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郁达夫启事》，宣布脱离创造社。
在痛苦迷茫的徘徊中，诗人最大的慰籍就是青春亮丽的王映霞。
诗人自己说，“１９２６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
这“助力”就是十九岁的少女王映霞。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４日是个晴暖的冬日。上午，在上海尚贤里留日友人孙百刚的寓所，诗人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多情善感的诗人惊艳了，立即陷入狂热的爱情中。
诗人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
“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
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没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诗人这样子浪漫的恋爱经验想必不会少，但这一次的结果似乎与以往的不同，也许这就是诗人与杭州的前生宿缘所注定的吧。按一般的人所想，中年的有妇之夫的诗人与鲜花一般释放出迷人魅力的十九岁少女，无论如何是不能说般配的，不要说别人的闲话，王映霞的家里人会同意这样一桩婚姻吗？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４日，绵绵的春雨天气。诗人在上海实在忍受不住对王映霞的相思之苦。沪杭铁路因战乱停开，诗人只得与“蒸笼里的馒头”般的逃难者一起挤在京杭运河的航船里，到杭州去看令诗人不可一日不见的人儿。
船到杭州拱宸桥，已是傍晚五点半后了。
坐在到金刚寺巷王家去的洋车上，诗人是惴惴不安，紧张不已。“心中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
结果却大大出乎诗人的预料。“一到她家，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教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亲，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愉，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
第二天，诗人又到金刚寺巷王家。“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现在承继过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旧日的名士，年纪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颜鹤发，蔼然可亲，和我谈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
第三天，诗人和王映霞结伴到九溪十八涧游玩，两人被浓烈甘甜的爱情佳酿所迷醉。“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诗人和王映霞认识不久，就检查出自己患了致命的慢性传染疾病，那就是肺结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肺结核是浪漫文人们经常感慨咏叹的一种疾病。文人们往往瘦弱单薄，生活没有节制，非常容易罹患肺结核病。得了这种病之后，脸上常带着病态的潮红，精神纤弱萎靡，对事物异常地敏感。还有一种在文人中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肺结核病者的性欲有着病态的旺盛，对恋爱和女人格外地追求。这可能也是诗人在遇见王映霞之后，难以自制，疯狂地求爱的一个原因吧。
在与王映霞恋爱成功之后，诗人因治疗的需要，在杭州休养了一段时间。抛开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俗务的纠缠，诗人每日只与王映霞缠绵相伴，或者去逛逛旧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