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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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足感是科学家选择其职业的组织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决定哪种组织类型是最令人满意的时候，每一组（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科学家都将有可能按其所愿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视为首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大多数人说“他们正在作最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有权尝试他们自己的想法，并有机会改善其专业能力。”这些意见无论在这三组科学家内部还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龄段的科学家之间，都变化不大。尽管这种实际工作满足感存在于所有三种组织类型的科学家中，将他们全都集合起来考虑时，大多数人把大学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组织类型，工业部门次之，而政府则仅居第三位。稍后我们将讨论这种相对排列顺序的意义。大学受到最高评价，因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业部门提供“可见的、实用的成果”所带来的满足感。政府部门的吸引力乃来源于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设备和资源”。每种工作满足感至少足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去充实不同类型的组织。
总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报告的话来说，“美国科学家认为，以他们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对说来是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学家对《幸福》杂志问卷的回答中也显示了非常相似的粗略结果。对“如果你能重来一次，你是否仍将选择同一条研究路线”一问的回答情况如下：
学术界 政府 工业
是 91％ 86％ 84％
不
9％ 14％ 16％
为了说明关于奖励和动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为美国所特有，不妨让我们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考察一下同样的情形如何发生在苏联的科学社会组织中。就对苏联科学家的公共评价而言，我们自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民意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依其他证据来作判断，那么确实可以说科学和科学家在苏联享有极高的声望。英国科学家埃里克·艾什比报导了在苏联对科学家的极度赞美。在他看来，这种公共赞诩是如此的巨大和广泛，已近乎达到对在世的科学家进行“英雄崇拜”和将故去的科学家“列为圣徒”的地步。他进一步认为这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深深的尊重”，帮助吸引了“苏联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对于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的奖励在报纸上被大肆宣传，从而导致“很多苏联青年把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有纪念科学家及其发现的公共节日，这倒很像我们通过发行纪念邮票来颂扬爱迪生等人物。
所有这些听来都很熟悉，而授予苏联科学家以更可见的奖励的制度也不例外。最高的荣誉和金钱奖励给予那些被选人若干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或全苏科学院的人。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人的人数已大大扩充，他们有相当可观的工资收入，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较好的住房条件、额外的衣食供给、购买汽车之类稀缺消费品的权利、一定的免税待遇、及旅游度假的机会等。还有给这些人及其孩子、遗孀的养老金。这些年薪与其他给予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的科学家的家庭的特殊奖励一起，在报纸上加以报导。这种物质奖励不止给予那些工作于“纯”或“基础”科学领域的人。例如，就有关发明的专利而言，苏联现在的情况似乎非常类似于英、美两国。1941年的发明议案取代了1931年首次生效的较早的法律，确定了批准专利和“作者资格”（author’s
certificate）并给发明以报偿的条件。顺便说一下，“作者资格”这一术语对苏联人来说，要比“专利”这一较资本主义化的术语更为合适，尽管从社会学来看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1941年立法的结果是从法律上肯定了专业发明家职业以前的既成事实，使其成为这样一种优等的职业：它的成员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食品和衣物，且其后代有较好的受教育机会。
在苏联科学家所能获得的荣誉和金钱中，首推斯大林奖最为重要。这一奖非常类似于诺贝尔奖，它不仅仅授予科学领域，其头奖也具有相当大的一笔钱。例如，1943年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获得了约三万美元的斯大杯奖，以表彰他关于氦超流体的发现。这是一项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发现，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便宜许多的制造液氧的方法，从而导致在冶金工业还原矿石的过程中有很大的节约。每年单授予“纯”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斯大林奖金就有一百二十万美元。此外还有六十项奖授予“应用”科学中的发明，包括十项各有一万六千美元的一等奖，二十项各有八千美元的二等奖，及三十项各有四千美元的三等奖。
关于直接的工作满足感，因为缺乏可靠的信息，我们无法判断在大学、工业和政府实验室中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具有怎样的工作满足感。不过由提供给苏联科学家的各种社会动力与在更“自由”的社会中通行的那些动力之间的普遍相似性，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苏联科学家所具有的各种工作满足感也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这种相似仅以政治权威不对科学的社会组织发号施令，乃至强行干预某些科学理论为前提。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近来在苏联，这种发号施令已变得越来越频繁。由于“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类工作满足感对于科学家——无论其处于何种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因而近来直接政治干预的这种增加，很可能已使得苏联科学家变得不如以前那样自足和有效率。
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讨论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某些一般方面。我们以前的叙述似乎暗示着专职和专业的科学职业角色是从来就存在的，但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当相对成熟的科学首次出现于西欧社会中时，科学家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为数甚少，而且主要是业余爱好者，也就是说，其主要职业角色是科学之外的某件事。确切地说，这些早期的业余爱好者对于科学在热情乃至常常在实际能力上都相当于后来的专职者。举例来说，本杰明·富兰克林几乎是科学上杰出业余爱好者的原形，他由于对电学理论的贡献而在物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当我们现在说到“业余爱好者”时，我们不是在指一种社会角色，一种个人对科学的忠诚，或一种专业上的完备水平。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像其他大致相似的“自由”社会一样，实乃从少数业余爱好者向大量职业、专业工作者的一种进化。我们现在将考察这一进化在美国社会中的发生情况及其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早期科学中的业余爱好者以协会的形式联合起来，从而为自己提供一种工作、研讨的共同聚会场所。这些协会中最初的一些——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及意大利的齐门托学院——成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类美国协会是1743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的美国哲学协会，它至今仍然存在。当时，各种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相当紧密地集合在一起，而业余爱好者则试图研究这一整个领域。直到十九世纪职业化和专业化才占踞科学各大小地盘，而这些发展趋势在美国的出现要比在欧洲晚得多。“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美国所显示的对基础研究的普遍不重视”反映在这个国家中科学的职业化要比同期的欧洲进行得慢。我们常常忘记大规模的职业化科学是多么新近的发展。例如，并非许多人都知道“科学家”一词本身在以前是不为人所知的，直到十九世纪剑桥大学的伦理哲学教授莱弗兰德·威廉·惠威尔（Rev－erend
William Whewell）才将其精心地构造出来。
职业化之不断增长的图式是很清楚的。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它首先出现于美国的学府和政府部门本身，后者在这时雇用了最初几个正式科学家。随着最初的大量财富在美国工商业中的积聚，职业科学家可以得到更多的财政资助，因为新的资本家愿意为学院中的正式科学教师捐助职位，甚至愿意捐助科学机构中整套的这类职位。例如，哈佛的劳伦斯科学研究院就是在这时由艾伯特·劳伦斯（Abbott
Lawrence）捐款建立的，他是新英格兰棉纺织业的先驱。另外，耶鲁的谢菲尔德科学研究院也是类似地由康涅狄格州的运河和铁路大亨约瑟夫·E·谢菲尔德（Joseph
E．Sheffield）捐建的。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职业化科学不断扩展，这时大工业也为正式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工作。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大学、工业和政府部门中的专职科学家人数都有了极大的增长。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什么数据来哪怕粗略地描述一下美国科学中职业化增长的这种图式。下列表格一直追溯到1876年，显示的只是所有学术领域中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的增加，因而它仅是对用全部精力从事科学家职业的人数增加情况的一个非常粗糙的估价。
被授予博士学 授予机构
年份 位者人数 的数量
1876
44 25
1890 164 一
1900 342
一
1910 402
38
1920 532
44
1926 1，302
62
1928 1，447
69
1930 2，024
74
1935 2，649
84
1937 2，709
8625
1958 9，000
17526
这张表所暗示的二十世纪中职业科学家人数的迅速加速增长，为《美国科学家》——一本关于美国科学的人名辞典——所列举的下列科学家人数更可靠地予以印证：
19034000
19105；500
19219；500
192813；500
193822；000
194434；000
194950；000
195590；000
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只是显示美国职业科学增加的图式。这一图式在其他“自由”社会中也大致相似。稍后我们将给出描述现在美国职业科学家绝对人数的数字。
科学的职业化当然仅部分地是科学自身内部变化的结果。它还部分地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整个职业结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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