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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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上成为不大受欢迎的人。许多专职妇女科学家都是已婚的。由于大多数雇用专职科学家的雇主认为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被婚姻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打断工作，所以他们更愿挑选具有同等经验和资历的男人作为雇员。许多已婚妇女自然愿意作一些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大多数研究组织发现这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除非从组织上有计划地为妇女解决非全日性工作问题，在科学乃至在其他职业中，只能有极少数妇女可同时担负起职业和家庭这双重职责。　　　　
　　以上是对于美国科学中社会组织的模式和问题的某些一般考虑。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通过更详尽地考察高等院校、工商业及政府部门中科学的社会组织，来更深入地了解上述问题。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六章　美国大学与学院的科学家　　　　
　　　我们已经发现，虽然各种研究群体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美国科学的中心现在却在大学。科学中心在大学的状况并非历来如此，大学只是最近才在科学发展中扮演主角。我们不会忘记，近代世界中的早期科学家们，曾在十七世纪时自动聚集形成业余社团（　amateur　　　　
　　societies），这些人并不是大学共同体的成员。事实上在英格兰，那些老牌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直到历史已驰入十九世纪，才停止了其对科学成长的阻碍作用。在此之前，从事科学活动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政府研究机构、科学机构或博物馆。或许在英国地质勘探部与海军部（The　　　　
　　English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　　Admiraltg）里，要比在大学的教授席中更能发现年轻科学家，当时教授席这个位置仍然是为了政治上升迁的需要，而并非为了对科学天才实行奖励。达尔文和赫胥黎都曾在英国政府组织的研究探险队里受过训、尽过重要之责，赫胥黎还是皇家海军成员。法国，尤其德国，要比英国或美国更早地使大学成为“纯”科学研究的中心；十九世纪前半部分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主要受德国大学体制（而不是英国）影响的美国大学中，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开始使他们的科学系科真正加强科学研究。直到二十世纪，这种转变才较明显和坚决。就科学有赖于概念框架的不断发展而言（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现在科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由”社会的大学。维布伦说，“大学是唯一公认的现代文化的研究机构，毫无疑问地应担负起探求知识之责，这是大学唯一的毫无非议的义务”。　　　　
　　对“纯”科学作出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现在几乎全集中在大学和学院，这可从下表看出，这张表取自1938年发行的《美国科学家》（第六版）。这一版收集了二万八千名科学家，其中一千五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五点六）被他们的同行选出作为成绩杰出，因而值得标以“星号”。这一千五百五十六名科学家分布于如下的各类研究组织中。　　　　
　　组织　　　　　人数　　　　百分比　　　　　　　　
　　大学和学院　　1135　　　　73．0　　　　　　　　
　　联邦政府　　　　128　　　　　8．2　　　　　　　　
　　工业和商业　　　131　　　　　8．4　　　　　　　　
　　私人基金会　　　120　　　　　7．7　　　　　　　　
　　州政府　　　　　　9　　　　　0．6　　　　　　　　
　　退休　　　　　　33　　　　　2．1　　　　　　
　　美国大学在科学发展中发挥着两种不同的功能。首先，它使科学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整合；其次，它通过抚育那些做基本发现工作的人才而对科学的内在发展作出贡献。第一种功能比第二种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这是因为从总体上讲，大学是“自由”社会之文化价值的维持、表述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些价值，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是强大的科学的母体。基于这一点，维布伦认为，大学是“增殖新人之组织，以实现共同体的最高抱负和理想”。现在，大学无疑给予科学以强大支持，在大学的艺术系和科学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实现了联合，这隐含代表着：科学直接起源于“自由”社会的文化传统，事实上，起源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关键所在——大学。仗赖其在大学的稳固地位（通过最近几百年的艰苦努力才赢得的），科学与其它学术性学科和那些基本文化价值保持紧密联系，这些基本文化价值构成科学和非科学这两类研究活动的基础。而且，大学还训练所有的系科老师，把“自由”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传统灌输给学生，这些学生离开大学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传授。　　　　
　　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大学获得了社会对科学的认可，这种认可对于把科学作为受高度尊敬的社会活动的持续发展，以及对于社会对科学的财政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非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除了其它的社会建制如报纸以外，“自由艺术”大学与学院也是现代美国科学的主要支持者。当然大学和学院并不仅仅在于反复灌输价值观念和适当的态度。大学还通过为那些有能力并希望成为科学家的人提供通常受到尊敬的地位和职业的方法，把美国科学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整合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职业名望等级系统中，“教授”和“科学家”的职业角色具有相对较高的位置。　　　　
　　除了促进科学的外部关系这一功能外，大学还有第二个功能，即推进科学的内部发展。美国大学为科学研究提供设备（在广泛的意义上这一设备包括社会环境和物质仪器），而这种研究正是形成日益变化的、更普遍的观念框架的基础。大学还不断地培养出新的研究者，这种培养通常与一些成熟料学家当时的研宪活动紧密相结合。生理学家W·B·坎农在他那本迷人的给人启发的书《一位研究者的道路》中说过，“教师同时亦是研究者”，“充满发现的激情，精通揭开自然隐秘的方法，将会唤起年轻人所固有的许多优秀品质”。当然，新科学家的培养，要包括比仅仅传授理论和技巧更多的东西，培养新科学家也是一个有关科学价值的精细的道德灌输过程。因此，大学又是道德共同体，它不仅实施科学标准，而且吸收新成员进入道德共同体。基于上述理由，科学的必不可少的自主性，不仅要求大学在社会中有一个稳固的位置，而且在大学内部科学也需要一个同样牢靠的地位。　　　　
　　在美国社会，大学对科学的职能，主要集中于较少的几个高等学术机构里。例如1939年，有九十所大学能授予当时所有学术领域包括科学的博士学位，三千零八十八人获得学位。“其中五分之四多是由其中的三十所大学授予的，五分之三多由十五所大学授予，五分之二多仅由十个著名大学授予”。这些著名大学是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耶鲁、密歇根、康乃尔、普林斯顿、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宾夕法尼亚和约翰·霍普金斯。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之类的科学机构，在当时远不是美国科学的最重要的中心。所有这些机构，有大批研究人员被列入《美国科学学》之中，进行着大量的“纯”科学研究。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的群体外，美国其它大学和学院也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最近这次战争前不久，国家资源规划署的一份报告，对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十年前，约有十至二十个学术机构是大学，所有各系的工作人员主要按研究能力来选择，在这些大学里，设备配置、时间安排都是专门为了研究活动。在大约八十至一百所其它研究机构里，只是有些部门才组织研究活动，其中又只有部分部门才进行高水平的研究活动，至少其中的部分工作人员是明显地按研究能力来选择的。在另外五十至一百个机构里，只给予研究一定鼓励。最后，在剩下的约一千二百所美国学院里，对研究活动只是稍作鼓励，甚至根本不鼓励，只有那些具有非常强烈的主动创造性的人，才能保持作为科学研究的兴趣者而留在这些学院里。甚至在有些学院，那些已获博士学位的教员都不做任何研究工作。　　　　
　　然而，由于在这些较小的学院里也有一些优秀的科学研究者，也由于这些学院为较大的大学培养并输送了一些杰出的毕业生，瓦涅瓦·布什最近在他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经常建议，用作科学研究经费的政府基金应该分配一部分给这些小学院。虽然大量研究在较大的大学中进行，仍应鼓励这些较小的学院为科学的整体结构作出它们的一份贡献。一位科学家在提出他的建议时说，“百分之一或至多百分之二应归功于这些小学院的研究者”，他观察到，虽然小学院里的教授不是经常地向国家生物和解剖学会的杂志提交研究报告，对科学作出哪怕一份贡献，然而他们却经常在州的会议备忘记录或地方科学院申报告他们的研究活动。例如，伊利诺斯州科学院的会议备忘录中的三分之一论文来自周围地区的一些小学院，甚至来自中学。一位《生物学文摘》的编辑最近也觉得，这些小机构中的生物学家的“研究产量有显著增加”。因此，支持那些在主要目标不是研究的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为美国科学做出贡献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当然，鉴于目前科学家和研究设备主要集中于几所主要大学，那么肯定地这些大学将继续作为科学生产力的中心，而在科学规划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一章曾经说过，大部分科学的内部社会组织是非正式构造、非正式协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对于大学里的科学同样有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应该如此的某些原因。大学社会组织的理想情形是帕森斯所谓的“平等组合”模式（“the　　　　
　　－pany　of　equals”　pattern）。也就是说，大学是一个社会群体，科学家与学者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权威、自我走向和自我训练、对发展概念框架的目标的追求（在同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精神的指引下）方面大致平等。成员的目标与权威的根源在于他的自我良心和对同行的精神评判的尊敬。如果他没有足够强的自我良心，那么其他成员会反对他并控制他，或导致他被驱逐出科学兄弟会。我们曾见到过科学价值抵抗外部权威的事例，老资格大学的科学家拒斥提出详尽方向和施加严厉控制的严格的社会组织等级模式。在大学的“纯”科学研究中，每一个研究者都希望极大的自主性作为其精神权利。　　　　
　　除科学价值这一点外，大学科学的“平等组合”模式有其另外的存在理由。此类团体中的一位成员为了效果而夸大其词地说，“大学教员由那些不会说彼此的语言，对彼此正在从事的工作只有最模糊的认识的人组成”。这表明，除了共享“自由”社会的文化传统外，每个学者都各自在知识领域的各个高度专业化领域做研究工作。当然这种高度专业化对科学进步有其特殊效能，即把以前没有联系的知识的各个专业化部分联系起来，就会导致科学进步。大学刺激了知识的这种横向繁殖方式。专业化同样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