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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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知识的各个专业化部分联系起来，就会导致科学进步。大学刺激了知识的这种横向繁殖方式。专业化同样引起问题，它使得对专家的评价与控制极其困难。例如，似乎不可能比较两个不同类的专家，因为每种活动都有其内在的标准，不可能出现有能力对这两种判断标准作出相对评价的第三者。当科学家在理论的最前沿进行研究时，判断其工作的价值是困难的，过分地控制他们的行为是危险的。这种困难与危险在科学史上已是老问题了。英国数学家列维（H。Levy）教授举下列典型例子以显示这一事实：即大多数科学家除了它自己的领域外，在其它所有领域均是一名新手。他说，“1811年底，博里叶（Fourier）把他的关于热传导这一经典问题的最新研究报告提交给巴黎科学院，他的裁决者，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勒让德，几乎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三人组合，严厉地批判了这份报告，以致没能在科学院得到发表。十三年后，作为科学院的秘书，傅里叶发表了他的结果，这篇没作任何改动的论文现在成了该科学院备忘录中的一篇经典文献，这件事向人们展示了科学标准的易谬性”。
总之由于各种理由，在大学里，无论是科学系还是人文科学系，“平等组合”模式与非正式协调是必需的。每一个学术专家群体由若干终身成员（通常是教授或副教授）和一群有上进心的助理教授、讲师组成，终身成员与“新手”组成自我调节的共同体，其中的几类参与者都是相对自主平等的人。恶意的比较可能破坏科学的精神与目的，因而是着力避免的。维布伦说，“对于这样的高等学术研究的日常工作……很少量的等级式分层、轻微的官僚式服从是必要的或有益的”。
当然，“平等组合”模式和非正式组织都是理想情形。与其它社会理想一样，这一理想对科学家行为有影响，但绝不会完全实现。作为美国科学之核心的几个大学和科学机构可能是这一理想之完全实现的最接近的所在，少数几个自由艺术学院也接近于实现这一理想。然而，任何地方，尤其在其它大学和学院里，教员的日常社会现实的主要部分都是按正式控制和等级权威来构造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甚至发生在最好的大学里，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根深蒂固的、无法解释的人类弱点的结果。相反，这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二大功能的产物。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大学及其每一个科学的分支部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等级式组织和正式控制，以及较大程度的非正式协调。在每一个部门，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式权威，以协调几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显示这些分支学科在与大学的其它部门或大学总体的关系中的联合与特殊兴趣。就大学管理这一方而言，它必然行使一定的权威，以便使各部门之间建立有秩序的联系，并提高其它有关社会组织对大学的兴趣程度。于是，大学内部的这两类社会组织（“平等组合”模式和正式组织的权威结构），需要最高级的管理技术，如果想让这二者很好地溶合在一起的话。理想的大学校长、理想的科学系主任，应该是一个既在专业科学成就方面又在管理才能方面有资历的甚至是著名的人。
美国大学的社会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一样，有多种方式使得理想目标不能完全实现。虽然大学科学的理想目标是发展概念框架和培养新科学家，但到处都存在着以自我中心、崇拜主义（cultism）、发迹主义（careerism）为由的系统构造（system…
building）的形式偏离理想目标。可以肯定，这种偏离并非科学所特有。对这些产生自大学的其它特征和目标的对理想目标的偏离，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科学的发展作出哪怕很粗略的估测，都是不可能的。或许可以这样公平合理地认为，这种偏离是美国科学中永恒的然而却是很好地加以控制的有限部分。在科学的理论层次比较高的地方，在科学的精神共同体比较坚强的地方，对于这种对科学理想目标的败坏会有内容防卫。
美国科学中一个尤其与大学有关的问题是“纯”科学的力量问题。最近几年，特别是战时欧洲大部分大学科学被摧毁以来，一些科学政策制定者担心美国没有足够的纯科学力量。例如，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曾说，“我们把科学人力都放在科学原理的实际应用上，而不是创造性发现上。过去，国家远没有对基础科学作出相应的贡献……我们从国外引进理论”。现在，原来的欧洲科学，原来那种观念的自由交流状况都已不复存在。另一位学者A·L·克罗伯采取了与总统理事会相同的看法，这位人类学家说道，虽然在技术发明上成绩卓越，但“美国没有出现真正第一流的人物，缺乏欧洲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领导才能”。
虽然美国人确实没有取得像爱因斯坦或巴斯德的科学成就，然而“纯”科学中的许多重要发现仍是由美国人完成的。人们可能提到这些工作，如约瑟夫·亨利的电磁感应；威拉德·吉布斯的热力学；米切尔森…莫雷的光速测定实验；密立根对电子的电本质的确立；摩尔根的遗传基因理论；安德逊发现正电子；戴维斯…杰默验证电子的光本性；康登的a…粒子放射性理论；斯坦利对晶状蛋白病毒之本质的揭示。这里仅举几例，并不代表纯科学中具有“二级”重要性的全部发现。诚然，无论在这一名单中加之几个，事实是美国不仅缺乏二流人物，也缺乏“在基础创造性发现中能与欧洲民族媲美的几个科学天才”。诺贝尔奖的授与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在大约五十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医学奖中，美国只有二十人获奖，相比之下，欧洲一百一十九人，仅德国就有三十六人”。此后，美国表现不俗，即使不把来美国避难的各欧洲国家的科学家考虑在内。正像克罗伯教授所说，“美国现在已处于一个时期的边缘”，“在这一时期，将寻求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并可能占据这一位置”。
无论美国在纯科学方面的不足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无疑责任并不仅在大学，责任还在于美国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对科学的态度。什洛克教授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这种状况进行了研究。大学，作为纯科学创造性的体制化的中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因而是一个直接的关注对象。对美国科学政策作一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的科学需继续保持，甚至加强，一方面这是大学的科学家们自身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与社会对这一责任的承担可从总统理事会强烈要求增加研究经费和奖学金中看出来。似乎没有理由为我们的科学将要失败而大鸣警钟，但必须明智地扩大科学界的申请能够最终获准的社会源泉。鼓励大学发展纯科学，既是精神上的需要又是权宜之计。
大学科学与实用相联系及其重要性，没有比在大学对于各种科学职业的重要性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专门科学职业（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occupation）定义为这样一个职业，它需要大学传授范围内的某一方面的系统化、普遍化的理论和知识，以便使职业生涯取得成功。这个定义使得我们可以在应用各种科学知识的不同种类的职业之间作出有用的区分。我们可以与一个医生相区分，医生拥有大量一般的生物学、物理学和医学技巧方面的知识，却只有有限的专门知识；与一个“工程师”相区分，他对包含在他的活动中的自然科学原理有广泛的理解，或另一类“工程师”，他只是受过经验培训，做一些特殊机器或物质结构的有关工作。上述区分表明，为什么科学职业必须与大学保持紧密的永久联系，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应是大学的一部分。科学职业成为大学共同体的一部分，表征着美国职业“学校”统一在科学价值之下，同时也表征着科学职业队伍与正在发展着的理论（科学职业最终将会用它）保持密切联系。例如，美国最好的医学学校，都是与大学联络在一起的；最好的工程学校，要么与大学紧密联合，要么自身“部分”大学化，进行大量基础科学研究。大学里那些科学职业学校的人员通常综合二种功能，一方面是纯科学的研究者，另一方面在相应的应用科学方面又是著名的实践者，因而他们既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又在与纯科学系的合作研究中，对科学概念框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学的职业科学学校是美国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现在我们再来详细审查一下这一网络中的其它网结。一方面是大学，另一方面是政府和工业，都是很重要的网结。就大学这一方而言，他们提出新理论、培养研究科学家和为其它科学组织做一些研究；另一方面，政府与工业为大学的研究提供工具甚至一些理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以研究补助和培训奖学金的形式为大学提供大量财政津贴。美国科学不断变化的结构可从大学、政府、工业之间的财政关系的历史中部分获得诠释。
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财政津贴，在战前时期数目较小，战时（1941－1946）激增，而且大部分战争研究项目都集中在许多大学进行。由于战时急需，把基础研究都放在既有人力又有物力的大的研究机构，很少考虑到这对较小的大学与学院会有什么不利影响。这种对大学科学的财政支持模式持续到战后一段时期，《纽约时报》的本杰明·法恩（Benjamin
Fine）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了这一事实。首先涉及政府津贴的数目。在1949－1950这一学年，联邦政府拨给大约二百个学术机构一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这意味着经费数量的增加与战前相比估计不下百分之五百。结果许多研究机构有大量由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项目，其中大部分来自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农业部，其它政府机构亦有少量捐赠。这些经费在大学之间的分布情况与战时一样，“大部分联邦资金集中在较大的大学和著名的理工学院”。我们将立即转入讨论这些情况的一些可能的有害后果。虽然有成百上千有津贴的研究项目，严格说分布于每一个科学领域，但是，1949－1950年期间联邦资金的三分之一多拨给了工程科学，剩下的一半又拨给了物理科学和医学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经费都用于应用性研究。只有海军研究部（theofficeof
Naval Research）努力为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提供津贴。1949…1950年期间海军部为二百个研究机构的约一千二百个研究项目提供了二千万美元的资助，大约三千名科学家和二千五百名毕业大学生为这些项目工作。
政府资金对大学科学越来越大的支配作用，并没有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者满意地接受。法恩说，“许多教育家担心学院和大学把研究重心过分倾向于应用项目，将以削弱基础研究为代价。其他官方人员也担心，研究项目过分集中将会‘冻结’小学院，并使整个研究领域遭受其害”。这种科学天才的流入应用性研究领域（甚至在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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