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灯-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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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夹杂有呛人的硝烟的蓝色微风吹过，我好像听到了一阵哭泣声，我四处张望了一下，在苍茫的天色中，好像这个声音就从我这里发出，我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手里的那块破碎的心热得烫手，原来是它在哭泣。它是在为谁哭泣呢？我问，“是为你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东西？”
它什么也没说，只是变得更烫了，以至于我只得把它松开，看着它从我的手里落入废墟之中，很快就消失在脚下涌起的无数的几乎同样形状的碎砖片瓦里。
我的眼泪终于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谁也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走了。大胡子本来还想给我饯行，把朋友们都叫来吃一顿。借这个机会，他也想把高前叫出来碰个头。因为，大家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他觉得如果以我要走为借口请高前出来，他总会和大家见一面。但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的这个建议。我了解高前的性格，他既然不愿意出来和大家聚会，那就谁请也没用。再说，又何必把他从自己的那个世界拖出来呢？
当然，与其说是我不想打扰他，还不如说我是不愿再打扰我自己。
我觉得，新的生活要开始了。我应该忘记这一切。所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学校。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把那一大堆磁带，披头士的、列侬个人的、保罗·西蒙的、约翰·丹佛的，等等等等，包括高前出来后再也没听过的他那些保罗莫利亚乐队演奏的交响乐，还有一盘崔健的带子，和两只塑料洗脸盆，一双黑色的军棉鞋，都送给了下一届的一个师弟。还有我买的那些外国小说，连同一本厚厚的由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也都送给了一些感兴趣的同学。
我想，我将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呢？
不要。
这样做，虽然让我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但我却一阵轻松。我希望，我以后能把这种情绪保持下去。我不想把那个已经崩塌的世界再带到未来的现实中去，我希望能彻底地忘记这一切。
我要自己往前看。
这也是方湄对我的要求。她说她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她说到做到。在我刚到上海工作没多久，她就辞了职。离开上图后，她成功地跳到了一家专事生产洗涤用品的外资公司去做推销员。她告诉我，这倒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图书馆的工作太有规律了。每天坐在那里等着退休，实在是件乏味的事。
“将来怎么样，一眼都看得见。”她对我说。
我们坐在东风饭店临街的座位上，窗外，是在炽热的阳光下南来北往的大小车辆，越过外滩的防汛墙，可以看见轮船的烟囱和桅杆。从中午起，我们就已经到了这里，可店堂里一直是熙熙攘攘的顾客，直到现在，下午3点40分的时候，才安静下来。估计过不了几分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家肯德基店尝鲜。方湄说，这是肯德基在上海开的第一家分店。今后还会开更多的店。但那毕竟是将来的事，我现在怎么也不适应自己在吃东西时，旁边有一堆人端着香喷喷的炸鸡围着自己，恨不得把你一脚从椅子上踹走。要不是方湄不为所动，我早就坐不住了。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我不得不一会起来买一杯可乐，到最后，我几乎变成了个可乐瓶，相信只要我站起来摇晃一下身体，装了一肚子的可乐就会冒着泡沫从嘴里喷涌而出。
“这不很好吗？”我又喝了一口可乐，“总比对未来没有把握好。”
“为什么要把握未来呢，”方湄抬了一下脚，让拖地的服务员把脚下已经照得出人影的地板再拖一遍。“让未来把握自己，不是挺好？”
“不知道，我希望将来是可知的。”我下决心，以后，不管多少人站在我旁边，我也不会觉得内疚，说什么，我也不再喝这么多冰可乐了。
“那不就变成过去了吗？只有过去才可知，才能够把握。”
“你常想过去吗？”
“想过，但我不让自己想，我要像狗熊掰玉米一样，掰掉一个扔一个，要是都带着，就会寸步难行，没法往前走。”
方湄抓着盛可乐的纸杯，激动地把吸管咬在嘴里，一双发着亮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我不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就立即会把杯中剩下的可乐全灌进我肚子里去似的，我只能表示同意。
“有道理。不过，你要走到哪里去呢？”我问。
“没想过，反正就是往前走呗。”
方湄放下可乐杯，老老实实地对我说。
这次，我没有再问，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同样也不清楚。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会问方湄。我也只知道朝前走，但走到哪里，前面又是什么，我却从未想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突然意识到，在此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当下的，然而从现在开始，我将不仅要生活在当下，还要生活在将来。也就是说，我将不得不为了将来而生活在现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现在而生活在现在。
将来就像我眼前的冰可乐一样，在这一个夏日的午后从饮料机里带着嘶鸣声喷涌而出，然后一杯接一杯，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我的面前的桌子上，很快就堆积如山，将我包围了起来。
这当然是个幻觉。当我清醒过来时，轻柔的背景音乐换成了披头士的唱片，它和空调吹出的凉风一样，是从天花板上缓缓地流下来的。我听了一下，是那首欢快的《让它去》，但也许是环境不对，听起来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以至于那种欢快的情绪都不像真的。
方湄正跟着这首歌的节奏轻轻地点着头。我这才注意到在她身后的墙上，居然挂着凡高的让人目眩的《星月夜》，当然也是假的，我的意思是，虽然同为印刷品，但它给我的感觉，似乎要比我在画册上看到的要假得多，尽管它的印刷质量要比画册上的好很多，而且还镶着一个精美的画框。
而且，它还是金色的。
就像我过去喜欢冒充的职业一样，在上海，我所供职的也正是一家杂志社。这是一本以青年为对象的老牌杂志，名字就叫《青年》，主要刊登一些励志作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主，试图引导年轻人的生活，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偶尔也刊登一些误入歧途的青年的故事，以发人深省，起到警世作用。
为了熟悉业务，我看了几本过去的刊物。因为觉得好人都大同小异，就专拣那些警世的故事看了看，谁知坏人也一样让人乏味，一连好几期上的反面人物都追悔莫及地说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由于平时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才堕落的，如一个小伙子就说自己之所以生活作风糜烂，同时与好几个女青年谈恋爱，就是因为看了港台的黄色录像、淫秽书刊，不能自持所致。这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资本主义国家岂不要早就乱成了一团？
显然，这只是个笑话。而我的工作，就是编辑和采写这类玩意。开始我还担心自己可能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在接受第一次采访任务时还有些不安。可没想到，几次下来，我就驾轻就熟了。原来，我真还低估了我自己的能力。
只有一次，稍微出了点意外。这次我受命采访的对象是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以在话剧舞台上塑造革命先烈，尤其是《红岩》中的江姐著名，据说在她演出时，很多人都会感动地流下眼泪。约好时间后，我和杂志社的摄影小谢一起到了她家。她显然早有准备，门铃响过之后，仪态端庄的她就像舞台上的江姐一样穿着一身旗袍走了出来。采访像往常一样顺利，她非常配合，并主动向我们谈起自己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了在舞台上演出真正的江姐，她曾自费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去体验生活。这个事例自然非常感人。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她高尚的思想境界。她的言行完全符合一个她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身份。所以，在采访结束，小谢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后，我主动要求和她合一张影。她也欣然答应了。
问题出在小谢身上，他回去后打开相机一看，居然忘了把胶卷挂上。于是我只好打电话让这个现代版的江姐寄几张她的近照来，准备用在文章里。谁知她寄来的照片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究竟是她寄错了，还是有意为之，里面全是她穿着旗袍露出半截大腿或露出半拉胸脯的玉照。
我并不是个封建的人，也不反对江姐拥有一副迷人的大腿和性感的酥胸，相反，我觉得这更能突出英雄人性化的一面，以及她的牺牲所具有的感人的悲剧力量。所以，我决定将错就错，就把这些相片送了上去。
主编老刘只是因为头发少了点，看起来老，其实并不老，他的年龄和大胡子相当，不过40出头，年轻时在黑龙江插过队，后来读过研究生，搞过一阵子汉译的海德格尔，思想还是很开放的，我们的杂志就是因为他坚持用美女青年做封面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但他觉得江姐毕竟不是陈白露，一个演江姐的人把自己弄成一个妓女的样子总有些让人不舒服。所以，在当着我的面挠了挠他的秃顶后，最后只用了文章，那些照片一张也没用。
这当然是个遗憾。
时间过得很快，好像还没有做什么事，就到了年底。周末下班后，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墙上被撕得只剩下几页的日历发了一会呆。夜幕已经降临，窗外的霓虹灯逐渐在黑暗中越来越亮。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端起茶杯，慢慢地走到落地窗前，用手擦了一下玻璃上的雾气，外面正在下着冰冷的小雨。街道变成了一条发光的河，一辆辆汽车像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在下面闪烁和跳动着。
在空调的嗡嗡声中，我回头看了一下摆放在每一张办公桌上的那些红色的电话，在吵闹了一天之后，它们一个个静静地俯卧在那里，似乎已经进入了没有纷扰的梦乡。但我却希望，有人来惊醒它们，让它们突然响起来。
可以想像，在这个时候，正在外面出差的方湄已经走进了某个温暖的宾馆，在灯火辉煌的大堂里，她很快办好了入住手续，然后提着简单的行李，踏着厚厚的地毯，往房间里走去。曼妙的音乐从走廊的顶上缓缓地飘落下来，犹如星星点点的火光，不停地在她的脸上闪烁着。她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像这半年来那些已经过去的日子一样，在马不停蹄地忙碌了一天之后，她终于能够休息一下了。走在宾馆的走廊上，她感觉就像是走在自己回家的弄堂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打开房间的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