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灯-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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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几乎是一气呵成。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不结巴了。这小子在最后居然还没忘了要我节哀。
我把方湄家里的电话告诉给了他。然后咔嚓一声合上了手机，这个电话时间打得实在太长了。让我感到非常的心疼，非常非常的心疼。因为，我算了算，这下子这个月我的手机费要超支好多好多钱。
而且，要命的是，都得我自己掏。
外面的阳光热得刺眼。我把棒球帽的帽檐往下拉了拉，穿过纷乱的乘客，躲过两辆正驶出站的出租车，呼吸着汽车散发出的刺鼻的油烟味，一个人向开往市区的大巴走去。我好像非常疲惫，在上车时还是拉着车门上的把手才勉强把脚迈了上去，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刚经历了一场疲惫的远游，才从飞机上下来一样。而在这一车人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哪里也没有去，甚至连飞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但是我却非常虚弱。当售票员叫我买票时，我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她只好当着全车人的面，喊了我好几声买票。我这才忙伸手去掏钱，可没想到，我的手一点劲也没有，把几枚硬币都掉到了车厢的地板上。我弯下腰把它们一个一个拣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差很差。售票员可能也发现我的神情有些不对，本来还想再说我两句，可后来接过我的钱，把票撕给了我后，就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自己一下变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非常虚弱，无力。我按着自己的胸口，里面似乎闷得厉害，每呼吸一口，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我觉得自己像一棵在烈日下暴晒的树一样，正一点一点地失去水分，迅速枯萎、干瘪下去。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正在衰老，我从口袋里掏出墨镜，哆嗦着戴到我的脸上。我想，也许我的皱纹都出来了。因为我的视力已经开始衰退，我连车厢里的人都已渐渐看得不太清楚了。
大巴上了高架后开始加速，我忽然想起当时送方湄走的时候也是走的这条路，不过这虽是同一条路，却是两条方向不同的路。风从窗缝里刮了进来，在我的耳朵边呼呼作响，简直就像一场飓风。我模模糊糊地想，这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路是对的呢？
也许，我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思考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了。风吹着我的脸。我想，也许只有风才知道。就像鲍勃迪伦唱的，答案在风中飘。
而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答案在风中飘的意思，就是只有在风中才能找到答案。
也就是说，这答案是找不到的。
突然想明白这一点，我知道，我这是真的老了。
大巴到市区后，我没有立即回家，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再乘车回家，我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随时都想呕吐，也都有可能呕吐，于是找了个咖啡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当服务员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只要了一杯热的柠檬水。我慢慢地用嘴小心地抿了一口，感觉还可以后，才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然后，又要了一杯。
咖啡馆里开着空调。我觉得很冷，有些经受不住。就从旅行袋里掏出了那几件新买的圆领衫，一件一件穿上后，又加上了那件防雨服才感觉好了一点。我想了想，拿出手机，找到大胡子的电话，给他拨了一个。可电话那头却无人接听。我只好把手机里储存的所有的电话号码看了一遍，想从中找出一个合适的打一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想在这个时候和人说几句话，随便说什么都行，只要能和我说点话就行，实在不行，哪怕一句也行。可我来回看了好几遍，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在这个时候可以打的电话。
我忽然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独，说不出来的孤独。这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边，有一对情侣正在窃窃私语，在他们后面，几个小伙子正在一边抽烟一边打牌。只有我无所事事，和周围的环境，还有咖啡馆之外的环境，乃至整个上海，都不再协调。我有种突然和这个世界脱离了的感觉，觉得自己在这里的存在显得非常生硬和不自然。
在这个地方，我好像是假的，像用一张白卡纸剪出来的人一样轻飘飘的，没有分量，我原来以为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错综复杂，到现在才恍然发现，方湄就是我和现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而且，她也是我和另外一个世界的惟一的联系。我很奇怪我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现。
难道这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就像那些已经被千百人说滥的格言和唱滥的流行歌曲里讲的那样，只有失去了的，才是最宝贵的吗？
我急着想证明自己，想对自己说我是存在的，哪怕这种存在是不真实的，是没有分量的，可我也要告诉自己我至少曾经存在过。
是的，我存在过。尽管现在有可能不存在，不再具有意义，也不再具有可能。我的眼前重新暗了下来。
我像一个坠入到河里的人一样，大水从我身边缓缓升起，将我一点一点淹没。我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机，就像抓住一束救命的稻草，拼命挣扎。我想大声呼喊，可是，水却像鱼一样钻进了我的喉咙。我立即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水草的腥味。
绝望中，我终于下意识地按下了一串号码。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快过，电话那头马上就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请问找谁？”
我立即听了出来。是我们杂志社的主编老刘那苍老但却并不浑厚的声音。我没有说话，只是听着。
“喂，请说话，请问你找谁？”他一定以为是我这边的电话出了问题。“请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我仍然不说话，静静地听着从编辑部那边传来的各种响动。有人在咳嗽，有人在听音乐，还有人在说话，只有老刘一个人，我可以想像出他的样子，一只手拿着话筒，因为听不到我这边的声音，急得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他的另一只手，一定在向那些说话的人摆动，希望他们不要太大声，以免影响他的通话效果。
这就是我现在所赖以存在的也是所能联系上的惟一的世界。我突然泪流满面，可是一定不会有人看出来。当我抬手去擦脸上眼泪的时候才意识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把摘下来的墨镜又带到了脸上。
“喂喂喂，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可就挂了。”老刘大声说。“喂，你是谁？我说，你的电话有问题，我听不到你说的话。”
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来。尽管我很想对老刘说一句感谢的话。我只能用力倾听着那边的一举一动，听到老刘拍话筒的声音，有人翻报纸的声音，还有人在打哈欠，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平日让我厌烦的声音现在居然会变得这么亲切，迷人，我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这一切，感觉自己似乎正一点一点地由深深的水底向上爬升，可就在我似乎已经看到水面的光亮的那一刻，老刘却突然挂断了电话。
就像一个正在攀登悬崖的人手中的绳索忽然断裂，我开始向下坠去，坠下去。这一次，我知道，再也没有人能救我，我只能咬紧牙关，在半空拼命挣扎，我舞动着双手，试图抓住什么东西，可除了头顶的那片模糊的光亮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即使是这片光亮，我也怎么也抓不住。我只能拼命挣扎，像一个跳伞运动员一样，尽可能延缓自己下坠的速度。
我在下坠，但我看不见下面的东西，在我的下面不是清晰的大地，也不是，只有不断上升的一片片白色的云气，我只是感到自己在下坠，可什么时候能坠到底我却不知道。
我将永远漂浮在半空，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希望就如那团发亮的光，也永远在我头顶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我就是抓不到，而我也不可能立即坠落到那最深最深的地方。彻底失去，甚至放弃这一线希望。因为它不让我绝望，它让我看得见它，让我感觉我似乎能够抓住它。
我将惴惴不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始终无法踏踏实实地抓住一些东西，我只能无力地漂浮在半空中，每一天都在模棱两可中挣扎，我会为过去哭泣，也会为将来彷徨，尽管我生活在现在，但我的心却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未来的某一个点上。我惟独不能，也无法生活在现在。可我却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选择将来。我又偏偏只好生活在现在。
因为，我既找不到一条回到过去的路，更找不到一条通往将来的路。我只能停留在现在。我只能漂浮在半空。我既无力量，也无勇气，我将作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有着过去和未来的人，别无选择地像个游魂一样漂浮在这个世界上。
大胡子的电话第二天才打回来。他告诉我，接到我的电话时，他的手机刚好没电了，而他又刚好在火车上，所以不能及时回电。我问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方湄的事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云南那边有个人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知道这个消息后，他昨天就已经派了公司里的一个人飞到云南去了，估计明天能到那个地方。而且，昨天他就是因为安排这件事才把手机的电池用光的。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忽然感到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拿着电话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却不知道该对大胡子说什么才好。这件事好像也不需要那么麻烦他，而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责任。
“你去吗？”大胡子沉吟了一会儿，“你要去的话，费用由我这里负担好了。”
“我这么说你不要介意，不讲我们是朋友，再说方湄还是我们公司的签约歌手，合同还在。所以这点事还是应该做的。”
“让我再想想。”我说。“不过，我可能还是不去了。”
“今天公司里还有点事，明天我就回南京，去看看方湄的母亲。我让云南那边先不要告诉她，由我见到她后再转告她。你说这样好不好？”
“当然好。”我无力地说。“办这种事，你比我有经验。”
“你放心，我不会对不起朋友的。前些时候因为我这里比较困难，所以方湄的钱还有一部分没付清，不过，我都留有单子，原来，我想反正方湄手头还有钱，所以拖了一下。现在既然出了事，我争取这个星期都到位，你看怎么样？”
“好的。你看着办吧，最好能都给方湄的母亲，好歹也是个安慰。”
“这个我懂。”大胡子迟疑了一下说，“你是不是来北京玩几天？”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还是拒绝了。“我怕沙尘暴，还是待在上海好了。”
“搞笑，现在又不是春秋天，大夏天怎么会有沙尘暴？不过，知道你还能开玩笑就好，我也不和你嗦了，哦，对了，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听一个朋友讲，他在深圳见到高前了，高前说自己在当什么自由撰稿人，靠给报纸写稿谋生。不过，他可能还是不肯和朋友们联系，所以也什么通讯方法也没留下来。”
“我知道了。”我疲惫地说，“随他去吧。”
大胡子又哦了一声。挂掉了电话。
通完这个电话后，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拉掉，把手机关上。我决定在家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