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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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当年，潜江市民根据市主要领导的名字，编了个顺口溜：“潜江不搞空，我不叫某某东；潜江不搞穷，我不叫某某洪。”
另一则顺口溜说道：“杨市长来了栽杨树，柳市长来了栽柳树，桑市长来了怎么办？栽桑树。”树砍了，花坛砸了，章华大道已然面目全非了，姚立法却仍然心有不甘，四处奔走呼号。他给当年的省领导写信，反映潜江市不得人心的形象工程问题。信中，他说：一方面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另一方面市政府仍然要大搞形象工程，只顾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不顾人民的死活…中央要求“三个代表”，他们只代表自己，身上连半点共产党的气味都没有了。
但是，没有回信。
“专职代表”的窘境
为选民“两肋插刀”，与穷苦老百姓交朋友。再加上热心肠、爱打抱不平、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和敢说敢做……作为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名气越来越大。渐渐的，人们忘了他的本名，一致称呼他为“姚代表”。
这个“代表”做得十分不易。
在美国，议员的年薪是10万美元，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每一个议员有几百个助理在帮助他们做事、服务，助理人员的工资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在中国，人大代表（议员）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助手，甚至连一个办公的场所都没有。
之所以差别这么大，因为美国议员是专职的，而中国的人大代表是兼职的，他们都有一份社会工作。
观察家们认为：专职化是中国人大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但是，仅凭“人大代表”四个字是没有办法养家糊口的。至今，专职代表还只不过是部分新锐学者的纸上谈兵。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姚立法把理论家们的“纸上谈兵”付诸实际行动，逐步走上了一条专职代表之路。为此，他不仅搭上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搭上了自己微薄的收入和安宁的生活。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这种不计得失、“拼命三郎”的精神，某种程度上，蒙上了悲壮的色彩。
因为没有办公场所，姚立法只得把自己的家当成接待选民的办公室。
据邻居说，在姚家门口，无论白天黑夜，经常都能看见拎着大包小包材料的陌生人，“咚咚咚”敲门，问“姚代表在家吗？”
一拨接一拨来访的选民，把一个原本安静舒适的小家庭，变成了编外“信访接待站”。
来访者中，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大喊大叫；有人从乡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赶来，满脚的泥巴……每一个来访者都带着满肚子的话，要详详细细的告诉姚代表，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有时候，来访者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十多个。姚家不大，来的人多了，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给来访者腾地方，姚妻每天吃完晚饭，只好一个人到街上溜达散步。
每一个来访者的材料，姚立法都细心的保留起来。
随着材料的增多，姚家的书房成了专门堆放材料的地方，书架则被改装成文件陈列架。陈列架上贴着建议案、议案、回复、待处理、已处理、加急等等纸条，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
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的第二年，家里的饭桌开始被材料常年占据，吃饭的时候，饭菜只能放在灶台上。再后来，客厅的茶几、沙发，也被各种各样的材料占用。
在学校辛苦上了一天课的姚妻，回到家后，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姚立法忙不迭的提醒：小心点，别把我的材料坐坏了。
从来没和丈夫红过脸的姚妻这回急了，负气地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扔进了书房里，并偷偷的大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姚妻买了一把躺椅，与丈夫约法三章“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放材料，这张躺椅不行。”
此后，夫妻俩握手言和，恩爱如初。我曾经和多个与姚立法相识的人聊天，他们一致认为，姚立法能把人大代表工作做得这么有声有色，多亏家有贤妻。
忙碌的代表工作，使姚立法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甩给了妻子；维持生计的液化气生意只好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帮忙照料；上大学的儿子，一年也难得打几个电话关心问候一下；每一次调查所产生的车费、饭费，每一份材料的打印和印刷，所有的电话费，这些费用，都得姚立法自己掏……
“自从他当上人大代表后，卖液化气挣的钱，全部倒贴在代表这件事上了。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要应付家里所有的花销，还得供儿子念大学。他当代表这么多年，是靠我那么点工资养活。”平时爱唱爱笑、性格开朗的姚妻，说到这儿，哽咽了。
情绪稳定后，姚妻说：“他天生是个劳碌命，官司迷。嫁了个这样的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有时候想想，他不赌不嫖，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一心一意的干他自己的事业，也就认命了。”
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生活得像个清教徒和苦行僧，姚立法几乎没有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爱好；他自己吝啬到牙刷用了几年也不舍得买把新的，却毫不犹豫地为一个个穷苦百姓、贫困教师倒贴钱鸣不平；当芸芸众生都集中精力养家糊口，并从中获得俗世快乐的时候，他的乐趣却主要来源于自己行动中获得的正义的激奋。
在儿子姚遥眼里，姚立法是一个脾气很好的父亲，从不和母亲吵架，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就像一个大朋友。因为特别忙，所以，做任何事情都特别快。吃饭的时候，自己还刚刚开始吃，发现父亲已经几碗饭狼吞虎咽下肚，正擦擦嘴巴，准备出去办事了；偶尔和父亲出去散步，他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
“其实，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姚遥说。
或许真的受父亲影响，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姚遥成为一名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这是后话。
2000年9月26日，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两年后，他向潜江市教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继续停薪留职。理由是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做一名专职代表。
市教委、勤办：
我于1995年11月与勤办签订协议，经勤办及市教委分管领导签字生效至今，即将到期。
我担任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是从1999年元月开始的。近两年来，我几乎是一位专职代表，作了一些本选区选民和全市选民希望和要求我做的一些事情。我虽然没有工资收入，还要向勤办交管理费一类的钱。但是我乐意当好代表，故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
我的人大代表任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实现1998年我竞选代表时发出的誓言，做一名专职代表，我特此申请再停薪留职。
此时，姚立法在潜江市教委某些领导的眼里，已经是“麻烦”的代名词了。
“危言耸听”地说政府欠教师们一个亿，弄得市领导不好下台；追查救灾款的去向，说他们贪污灾民的救命钱，使教育系统在老百姓中影响极差；人大会上“大放厥词”，标新立异的投反对票；大骂市里的形象工程是害民工程……多年来，姚立法的出格举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都不是市教委有能力左右和收拾“残局”的。可是，市里领导还是把账算在了教委的头上。
据说，市领导曾经多次和市教委领导严肃谈话，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员工严加管束和教育。谈话过程中，市领导曾经暴跳如雷，说潜江从古到今就没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大代表，专门找政府的碴儿，捣政府的乱。每个人大代表都这样，那还了得？
“羊放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再不圈养起来，要变成孙猴子大闹天宫了。”某市领导说。
似乎在意料之中，潜江市教委不仅不批准姚立法的停薪留职申请，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之后，倔强的姚向市人大请求帮助，申请做一名专职代表。
潜江市人大答复说：“只要全国人大、省人大同意你做一个专职代表，我们市人大也没意见。你向他们请示吧。”这个答复可谓滴水不漏，不赞成，不反对，不帮忙，任其自生自灭。
种种迹象表明，继续停薪留职没有任何希望了。
2000年11月，姚立法回到潜江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上班。早晨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如果离开办公室达到二十分钟以上，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请假批准，否则视为旷工或早退。
此后，潜江市委市政府的某些领导，对潜江市教委的日常管理工作空前重视，经常打电话询问教职员工们的考勤情况。有时候，市领导还亲自到市教委查岗。
也就是从姚立法恢复上班的时候开始，除了教育选区选民反映的诸多事情需要去做，他开始着手调查农村问题。白天要上班，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深入农民家了解情况，经常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到城里的家中。这，我将在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白天耗人的工作，晚上辛苦的调查，几乎把姚立法的身体拖垮。有一段时间，从来不生病，身体好得像头牛的姚立法，竟然高烧不止，痔疮也发作了，疼痛难忍，彻夜难眠。
姚妻说，姚立法每天吃完晚饭，扔下饭碗拔腿就走，然后深更半夜的回到家。那些日子，她总是做恶梦，梦见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一年后，2001年的9月12日，姚立法吃惊的接到命令。市教委又把他调到市实验小学。在那里，他必须担任两个年级七个班的课程，每个班近80名学生。
如果带七个班的课程，姚立法每周至少要批改560份学生的作业。这份工作意味着姚立法连休息时间也不可能去做人大代表的工作了。因为白天上课，作业只好在晚上批改。
姚立法对于这份工作的安排，坚决表示不接受。在给市人大、市政府、市教委、市实验小学的情况反映信中，姚写道：
我19年没有教过书了，一直在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我师范学的专业是化学，之后进修的专业是行政管理，个人爱好是学习和宣传法律，职称是中学一级政治教师。
若当教师，我自身的长处是教初、高中的政治；若不上讲台，学校除财务工作外，其他的我大多能胜任……
全市教育单位，数以百计的人多年来该上班却没有上班。而干第二份职业拿第二份工资，财政工资、奖金一分都不少，这其中还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原教委负责人等。
我认为，我不是“另类”人大代表的话，就不会有如此“待遇”。但我同时认为，人民代表为人民没有过错，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
眼下，专挑一分我干不好的工作要我做的情况下，我特申请停薪留职，当一名专职人大代表。
“抗议”无效。这实验小学愿意也得去，不愿意也得去。姚立法担心误人子弟，坚决不带课，学校也没再给他安排别的工作。每天，姚立法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枯坐、聊天、喝茶、读报、晒太阳、打打盹儿……
没事儿归没事儿，但学校纪律——考勤决不含糊。自从上班后，学校给予姚立法绝无仅有的待遇，安排三个人记他的考勤情况——本办公室的教师、学校教导处主任和校门卫。
2001和2002年，董滩事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