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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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后，姚立法曾经瞒着父母，向大队书记抗议过。但是小小少年的愤怒，在年过半百的大队书记眼里，就像是一条有眼不识泰山的小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是个小笑话。
后来，姐姐把姚立法从龙湾乡下接到自己县城的家里来。于是，愤愤不平的少年每天替姐姐烧火买菜带孩子。
“因为有不满，所以我一定要说出来。我是直筒子脾气，从小就这样。”姚立法接受采访时说。
“你当时不害怕吗？”我问。
“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南风窗》杂志说到他的这段经历时写道，“这事已足见他遇到挫折不肯轻易低头、好争是非公正的耿直性情。”
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不高兴的事儿。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姚立法那样，如此强烈的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个有着“叛逆天性”的少年，以后的人生之路会怎样？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于他的未来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人大代表自荐竞选这条路的？
一份“民主作业”
姚立法经历人生中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是在1978年。
1978年，中国发生了三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些大事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这一年，安徽小岗村几十个不懂政治，只懂饥饿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商议如何把公家的土地和农具大包干到各家各户。几年后，曾经“偷偷摸摸”的“大包干”政策，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土地政策“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这一年，《光明日报》刊发了历史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此后，经过艰难的博弈，中国迎来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春天。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年，20岁的姚立法身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替姐姐烧饭带孩子的乡下青年“鲤鱼跳龙门”成功，他考上了潜江师范学校。对他而言，学校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最为新奇的是，这一年的冬天，他第一次听说，凡是满18周岁的中国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老师通知他去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
潜江的冬天，霜花遍地，阴冷无比。姚立法和同学们穿着大棉服，集体到学校的大操场排队领选举票。同学们伸出长着冻疮的手，从老师的手里接过选票，仔细地听着老师的交代“填某某的名字”。
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名字，大家觉得很陌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是男是女？是胖是瘦？把这个人选举出来以后，是干什么的？他和同学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大家一概不知道。
不过，老师肯定是正确的，所以，大家都很认真的一笔一划的填写老师指定的那个名字。投完票后，没有等选举结果，姚立法和同学们就陆陆续续的回教室了。
“我当时的感觉，这一项活动还没有参加学校一个文艺演出、一项体育比赛那么重要。”姚立法回忆。
“有没有一些神圣的感觉？”
“没有。选完，我们就忘了自己填的是个什么名字了。”姚立法说。
“那么，对你而言，这次选举意味着什么？”
“不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一份作业。”姚立法说。
“选举完了以后，同学们有没有议论一下？毕竟是一件新鲜事儿。”我有些不甘心的问。13
我总以为，这个二十多年后，因为“人大代表”四个字而著名的姚立法，在经历人生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不应该和同学们一样：懵懂、茫然。
“好像没有。就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做完就作完了。”
1978年的这次选举，是1979年《选举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前的一次试点选举。当时，在全国选取了66个地方进行试点选举，潜江就是湖北省的一个试点。
年轻的姚立法和同学们不知道，他们不经意的一次选举行为，意义非凡，他们是在和祖国一起“学习民主”。因为这是十年浩劫践踏《宪法》、摧毁选举制度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人大代表；是中国的老百姓在生不如死的政治灾难之后，重新恢复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一身份的重要象征。
潜江师范毕业后，姚立法被分配到当地部队的农场学校教书，1982年，响应援藏的号召，到西藏格尔木一中教书。1983年底回到湖北后，他被调入潜江县教育局上班，每个月的工资是47元。
其间，姚立法娶妻生子，妻子在城关小学工作。一家三口人就住在城关小学低矮潮湿有霉味的平房里，这种房子夏天蚊蝇恣肆，冬天的时候屋里比屋外还冷。由于窗户太小，如果在屋里生炉子取暖，满屋子的烟，熏得人直流眼泪。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
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清贫的生活里打滚挣扎的男人，将来的某一天，能做出震惊中国的事情来。
如释重负的落选者
1984年，姚立法26岁。他开始主动地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一条爆炸性新闻有直接的关系。1983年，潜江县教育局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周的教员，竟然被提拔为副县长。这条新闻，一夜之间传遍了潜江县整个教育系统。
这个幸运儿既没有“过得硬”的后台，也不算是教育局的先进分子和活跃分子。他无非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是无党派人士；第二，他的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第三，他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就这么几个条件，与当时中央提倡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干部标准相符合。整个潜江的教育系统里，只有他一个人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他被破格提拔。
有一个背景，当年，全国各地破格提拔了很多像周副县长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这些人未必有管理的天赋，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根本不懂经济。但是，对于那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的中国来说，他们的年轻、学历和清白的政治面貌，似乎就已经足够了。这些曾经的“臭老九”，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变，在这一轮提拔中成了香饽饽。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对潜江县教育局教员们的震动非常大。
最直接的影响是，教员们内心的政治热情被激活了，每个人都期待着奇迹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并开始对第二年的县人大代表选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姚立法当年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潜江县教育局一个领导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曾经公开讲，“选出的人大代表能选举县长。周副县长是从我们教育战线提拔上去的，我们选出的人大代表一定要给周副县长投一票，让他当上县长。以后，我们也算是朝中有人了，个人和集体办事都方便多了。大家是老关系、老朋友，都是自己人啊。”
领导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在场的教职员工都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教育局几个年轻的教员心眼儿开始活泛起来，其中包括26岁的姚立法。
当年，电视是很稀缺的东西，整个教育系统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报纸和杂志也不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潜江以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广播。这几个年轻人经常聚在一块儿，通过一个只有两个巴掌那么大的小收音机来了解天下大事。据说，他们最喜欢听的是美国之音。
“领导说人大代表能选县长，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我们反复商量和琢磨，自己能不能推荐一个信任、尊敬的人当人大代表候选人呢？如果他被选上了，他就可以代表我们去选一个好县长。”姚立法说。
“你说的好县长，是指已经提拔的周副县长吗？”我问。
“是，又不全是，其实，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笼统，很抽象。就是觉得很新鲜，特别想试一试。我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几个可能是出于年轻人的一种好奇和冲动。”
通过自学《选举法》，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教员惊喜地发现：法律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提出，既可以由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也可以由选民联名推举。他们随即作出了大胆的决定，推举一个人参加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推举谁呢？他们想到了局里的一个姓饶的科长。据说，这个人性情耿直，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敢和领导顶撞，敢说真话，是公认的硬汉。
“你们为什么认为他适合做人大代表？”
“选一个代表出来，就是要让他为大家说话。如果他是个胆小鬼，领导说句话就把他给吓住了，还选他做什么？”
这大概是姚立法人生中第一次对人大代表有了朦胧的认识：人大代表应该敢说真话，敢为老百姓说话。
据一位教员回忆说，当年，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内定，内定的人选通常是各单位的头头和忠厚老实的先进工作者。
所谓内定，顾名思义是指不通过广大选民，几个领导自行内部就先决定了。经常性的，选举还没有进行，人大代表是谁，选民早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年代，选举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当然，“过场”要正儿八经地走，“样子”也必须做得漂亮，让人看不出破绽。《选举法》中规定，人大代表应实行差额选举。什么叫差额？如果要选五个人大代表，那么代表的正式候选人至少应该是六个，或者更多。这样大家在选举的时候，有个选择。所以，领导还会指定几个人陪选。
陪选，陪衬别人的选举。这样的人，都是领导认为可靠的、有培养前途的人。一旦确定为陪选的代表候选人，既不能闹情绪，也不能喧宾夺主，和内定的正式候选人抢风头。他的作用是确保别人能万无一失地当选。
一直以来，人大代表选举中，这样的风气由来已久。所以，在潜江，从来没有哪个选民“傻乎乎”地跳出来，自己推荐一个代表候选人去竞选人大代表。“没用的，注定失败。”聪明的选民说。
可是，年轻、少不更事的姚立法和同样少不更事的同事们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希望奇迹能出现。
他们找到饶科长，苦口婆心的劝他接受大家的提名，参与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饶科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年轻人。理由很简单：人大代表的人选，上面早就定了。如果自己跳出来竞选，等于和领导作对，以后在单位就呆不下去了。
饶科长的拒绝没有让几个年轻人灰心，他们天真地认为这是饶科长谦虚的托词。于是，他们自作主张，仍然联名推荐饶科长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重重打击了几个年轻教员的热情。饶科长三番五次的向教育局领导表态，表示自己坚决不参与人大代表的竞选。他甚至说，几个年轻教员和自己有工作上的矛盾，推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陷害自己。
领导当场给焦虑的饶科长吃了颗定心丸，请他放心，意味深长的笑着说组织一定会安排妥当的。
具体说来，领导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他们在“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