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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君臣道-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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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赤),列三正(正朔),去除无道,开显有德,不私(君主)一姓。显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道理。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草木)。籍税取之于民,不超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越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与气候配合顺理有效,五行征候时序不乱,百姓寿考(年高),百草繁滋,符瑞并降,以昭示保佑天下。(若君主)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人(后妃)之言是从,诛逐仁义之贤臣,离散亲骨肉,群小(奸臣)用事,严峻酷刑沉重赋税,使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罪咎征兆显著,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并现,彗星耀光,饥馑连年,人命短折,万物夭伤。(如君主)终不改悔醒寤,恶洽灾变,(上天)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之君)。诗云: “乃眷西顾,此惟予宅”。(上天见殷纣王为恶,乃眷顾殷西面的周文王之德,把天子的宅居赋予他)。去除恶者夺取弱者,迁命于贤圣,天地之长经(规律),百王之所同也。(《汉书》)

  儒家主张以禅让和革命的方法,选择新的君主。禅让是和平的权力转移,是主动的退位;革命是以武力除去失德的暴君,两种形式都是天意的体现。国家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的合理性。《中庸》说: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说,孔子赞成尧舜的禅让与周文王、周武王的革命,认为这与自然界的变化是一致的,符合天意。“天人合一”也含有天意与民意合一的意思。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有间接民主制的思想,禅让与革命是制约天子的天意,民意是隐藏在天意背后的,这种力量是超现实的,但是符合自然规律,好像“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一样自然。这些民主思想往往通过“神道设教”来体现,而不能直接体现。

  对此,君主当然不满意。做君主的往往故意把儒家“神道设教”中的间接民主或革命的思想歪曲和抹杀,只片面地强调“君权神授”的一面,把“神道设教”变为封建迷信。雍正帝的做法最具有典型意义。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异化的倾向,何况是皇帝故意将它扭曲,以为己用。“天人感应”有两个层面: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儒家强调后者,君主则强调前者。在君主的高压之下,儒学慢慢走了样,掺入了许多法家思想,出现了儒法合流的现象。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被君主制搞成了一堆乱麻。搞不懂,理不清这堆乱麻的人,把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和哲学观念都看得漆黑一团,干脆快刀斩乱麻,一锅端掉,全盘西化。

  天人合一也有万物和谐的意思。万物莫不有情,有情者莫不相感,相感者莫不和谐。

  佛学中也有类似天人感应的观念,雍正帝在搞“神道设教”时,杂糅了佛学观念与儒学观念。大家都知道,雍正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治国之道既有儒学也有佛学的观念,更杂糅了大量的法家思想。他不赞成儒学排斥异端,他说: “三教之道,原不过劝人为善,佛、道之设,其论虽无益于吏治,其理也无害于民生。至于勉善警恶亦有补于世教,何必互相排压,为此无容量(胸襟)之举。但此辈率多下愚,是不好的。朕认为敬重仙佛之礼不可轻忽。朕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每见读书士子多有作践佛、道者,治理学之人尤甚。朕意以为何必中国欲将此三途去二归一?不过互相徒增愁怒罢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525~526页)三教的目的都是为了人心光明,迷信只是手段。他说: “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己性,端人品为务者。”“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云必昧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借口空门,潜藏奸宄,此则佛教之异端也。”即使他懂得迷信就是佛教之异端,然而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上,也很难不搞异端,他以祥瑞证明自己治术之高明,遇有天灾,多委过于臣民;他的死似乎也与吃道士的丹药有关,这些都是走火入魔。

  康熙帝不信佛,但是能尊重佛教。雍正帝则颇信佛道,他搞“神道设教”只取儒佛于己有利的一面,这就不能不歪曲儒佛学说的原意。不过,他把自然灾害归之于贪官污吏的行为所招致,离题尚不算太远。

  雍正帝自称: “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他认为,任何一种自然灾变都不是上天造成的,而是人类自身的罪愆,“阴怀悖逆”者必干天和,臣民“心怀怨望”必致灾异。他说: “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可逭乎?’”如果百姓对朝廷怀怨望之心,不能安分守法,必将引发灾变。反之,若国家感召天和,现祥瑞,必由民情之舒畅所致。

  谷永认为,天灾的责任要由君主承担。他说: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消福降,忽然简慢,则咎罚不除。”雍正帝则认为,出现天灾的罪责,主要应由地方官员承当。雍正帝说: “凡地方水旱灾祲,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督抚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大恶之徒灭弃伦常,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异。”把谷永的观念与雍正帝的观念相比较,不难看出“神道设教”在君主手中已经异化了。正如给事中本来是“医朕的心病”的,经雍正帝一改革,变成“医朕的左右手”了。

  雍正帝把儒家关于天人感应的学说,稍作修改,使之有利于皇帝。这种修改后的观念,与佛家的观念很相近。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众人造孽,天灾也频繁。如果皇帝要造孽,臣民不积极响应也是不可能的,臣民当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雍正六年,湖南秀才曾静反清案发,当时湘中正连年灾歉,雍正帝说: “数年来,朕以天人感应之理晓谕训导内外臣工及万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连岁中屡遭荒歉,朕以彼地人事推之,如奸民谢禄正等逞凶肆恶,潜蓄邪谋,又如前年仍被水灾,即有匪类多人乘机劫取米粮,扰害良善,近闻又有抢夺当铺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静、张熙等灭绝天良,性同枭獍。地方有此等逆天悖理之人,乖戾之气上通于天,以致旱涝不时,民人困厄,虽朝廷之政教频施,百司之职业无忝(失职),安能替代凶恶顽民祈祷天恩而宽其谴责乎?”又说: “逆天者岂能逃于天谴乎?如汪景奇、查嗣庭其明证也。”这样,雍正帝把他搞的文字狱也说成是替天行道了。

  雍正五年,畿辅地区雨泽不均,保定举人苏庭请将本年待征钱粮缓征,雍正帝特降旨斥责: “小民之心,无时厌足,当收成偶歉之际,蒙朕多方赈恤,近年缓征。乃小民相习视为固然,迨及岁已丰熟,全不念租赋乃正常之供输,乃分内之事,仍思迁延侥幸,遂其私心,转觉纳课完粮为意外之事;相对辗转,志气不舒,遂致上干天和,甘雨不能应时而降,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小民“果能遵朕谕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则俯仰宽舒,心志畅适。古人云和气致祥,将见五风十雨,大有频书,断不忧水旱灾祲之为累矣”。他认为,老百姓老是希望朝廷免税,把正常的纳税当成分外之事,所以招致了自然灾害。

  雍正帝还认为,民风奢侈也会上干天怒: “朕思米谷者,乃上天恩赐以养育万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爱天赐,随一时撙节,常留有余,崇俭去奢,谨身节用,则天心必垂默佑,雨赐应时,俾常享盈宁之福,若暴殄天物,轻弃五谷,不思稼穑之可宝,罔念农事之艰难,则必上干天怒,而水旱灾祲之事皆所不免,此从来天道人事断然不爽者。”

  在以上三例中,雍正帝把天灾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奸民和小民了。不过,小民也是有很多毛病的,今日这种现象是愈演愈烈,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可以解释为首先是人心的污染,势所必然。所以单单发展科技是治不了污染的。制度就更不灵了。

  雍正八年二月,吏治渐趋澄清,雍正帝乃降旨将雍正三年以前发现的应追缴钱粮酌情免追,而后京城附近“时雨未降”,他认为: “乃自降旨宽免亏欠人员之后,干风时作,必系此等贪戾之辈非惟不知感恩戴德,转以为何不于元年即行豁免,至今始降谕旨,蓄此贪昧之心,肆行怨望之所致也。”雍正帝的想像力是丰富的,或者也有所依据。“朕从前政治若果有未妥之处,何以数年雨赐及时,百谷顺成?总之,此等拖欠钱粮贪戾之辈,俱系伊侵盗国帑,剥削生民,获罪于上天者,或朕今日宽免此项有不符于上天之意乎?伊等不思戴恩,转生怨望,朕若执法根究,又将何如?将此传与八旗晓谕无知之辈,令其悛改,倘仍不改悔,朕自另有办理。”此旨颁发不久,天降大雨,“四郊沾足”,雍正帝说: “天人感应之道,呼吸可通,观此显然昭著之象,可敬可畏,至于如此。凡无知之人,益当悚惕修省,以凛天鉴。”

  雍正帝认为,官员不实心为政,吏治废弛,天必降灾。若要感召天和,必须君臣上下共同努力,否则难免不招致灾异,他说: “所谓修人事,以感召天和,必须君民上下各尽其道,各尽心殚力以促其成,以为昭事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员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风易俗之念而民情士习不能革薄从忠,则偏而不全,不克成会极归极之盛,而欲冀上天俯垂默佑,普赐繁禧也,岂不难乎?”迷信的目的是要求官员守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种辅助手段。从哲学角度讲,既然科学要不断地被证伪,科学与迷信就只有相对的意义。我们也就不必嘲笑古人的无知,不迷信而多作孽,何如迷信而少做孽?

  任用官吏不得其人,官员玩忽职守也会感召天谴,官员“怠忽优游,不能锄奸禁暴,置民间疾苦于度外,上负苍穹,下负百姓”,以致小民不获安生,民气不舒。怨气上蓄,则灾异即发。雍正帝说: “天人交感、其应如响。封疆大吏其或经理纰缪,则此等灾变之事至矣。”如湖南巡抚布兰泰“器量甚小”,“识见偏浅”,“一切料理不能合中庸之道”,“地方遇布兰泰这等巡抚,昏天黑地,而望雨赐时若,不能也”。又如福建总督高其倬“一味护庇属员”,“于地方事不能彻底澄清”,雍正六年,高其倬奏报福建雨水缺少,各处望雨甚切。雍正帝批道: “闽省再不能丰收,何也?吏治在此。或朱纲到任再看,天地恶伪,惟诚心为公方能感召,但观豫省的情形昭然可观矣。”高其倬见谕惶恐不安,连连表示“臣不诚不公,贻误封疆”,请予治罪。雍正批道: “果肯如此至诚悔过忏求,看明年上天之赐佑也。”官员有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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