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罂粟花-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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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没有白跑。我赶在了金三角马帮贩毒案余下的几名被判死刑的马仔（我书中的刀庆、巴三）临刑前，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我书中的老果）投入监狱前，和他们面对面进行了交谈。同时我还走访了所有参与本案侦破的民警，得知侦破马帮贩毒案的整个过程。我听说有一个马仔是被骗出来的，来之前媳妇刚生了个儿子。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些同情起他来。为此我专门找禁毒大队的领导为那个马仔说情，看能不能帮那个刚出生的无辜孩子保住父亲。后来我回到北京，还专门打电话问过此事。禁毒大队的领导对我说，他们已经尽力了，但法律是无情的。那个马仔最终还是被执行了枪决。

　　一次从北京赶赴边境，正好搭上了临沧禁毒支队政委李登荣的越野车，途中有一段常年塌方的山路正在抢修。为了避开那段险路，他绕道而行，使得我没感觉到道路的艰险。可是采访结束后赶往大理的途中，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那段路。原本客车一个多小时就能走完的路，却颠簸了整整一夜。我有一种五脏六腑被洗劫一空的感觉，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心惊肉跳。

　　云南省禁毒局英雄局长陈新民建议我说：“小张，要写出好作品，最好走到缉毒前沿，走到境外，去寻找真实的写作源泉……”于是，我大胆提出了到境外体验生活的设想。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八方亲友的极力反对。就连在我心目中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老父亲，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最终我在临沧市公安局王方荣副局长和禁毒支队李登荣政委的支持下，顺利地实现了这一愿望。

　　还有一次从北京出发时，我就感觉很不舒服。一贯精力充沛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工作还没有结束，我的病情便加重了，无奈我只好飞回北京手术急救，老父老母吓得半死，我也差点丢了性命。

　　为了写作，女儿刚满三岁，我便不得不扔下她出远门去采访。我常常在遥远的边陲接到女儿伤心地哭着给我打来的电话：“妈妈，我想你，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别写书了行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女儿在北京被导演选中，让我带她去考试，导演见我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小朋友，你先给我哭一场看看。家长可以帮忙让孩子哭出来。”

　　为了让女儿哭，我给女儿讲了许多悲伤的故事，可是她就是哭不出来。女儿焦急地对我说：“妈妈，我哭不出来怎么办？”于是我对她说：“妈妈就要上飞机了，又要出远门采访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女儿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再也止不住。那一刻，我想对女儿说：“女儿，妈妈对不起你……”

　　《血色罂粟花》一书经过数十个月的采访、构思，四个多月的写作，终于完稿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曾经帮助并给予我鼓励的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同志，公安部刑侦局局长何挺同志，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鸣起夫妇，云南省副省长、省禁毒委主任李汉柏同志，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省禁毒委秘书长孙大虹同志，云南省禁毒局陈新民副局长，云南省公安厅警令部李明副主任，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编导寒冰同志，公安部群众出版社袁国清主任、韩晋主任、冯京瑶编辑、孟雪婵女士，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徐剑主任（一级作家），国务院信访局刘智刚同志，中纺粮油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汪京丽女士，云南省大理学院王毅书记，大理学院李翔副院长，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刘挈希副局长，原云南省临沧地委马林副书记，公安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刘正华先生，法制日报社记者刘爱君。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在我采访过程中，为我收集素材、体验生活提供方便，并给予我热情帮助、令我无法忘怀的云南省大理市公安局王毅局长，原临沧市公安局王方荣副局长（兼禁毒支队队长）、禁毒支队李登荣政委，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情报处王孔林处长，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孟科、看守所林红，大理市永平县公安局李绍荣副局长、办公室蔡继毅主任、禁毒大队张红军中队长，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周洪伟局长、禁毒大队王彩云大队长，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崔伟处长、蒋明东处长，保山市公安局明正彬副局长、禁毒支队张国庆支队长，思茅市公安局郭有兵副局长，墨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冯德武大队长，德宏洲潞西公安局张宏生副政委、闵勇进副局长，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顾克非支队长、阮昆安政委、贺鸿滨主任。同时感谢那些如今还战斗在秘密战线，为我提供过素材的无名英雄们。

　　特别感谢我书中刻画的岩嘎支队长及王义荣局长的原型：王方荣、李登荣、王毅、明正彬、周洪伟、王彩云、李绍荣、张红军、张国庆等禁毒英雄，公安部禁毒局陈副局长的原型：陈存仪，D省公安厅禁毒处江处长的原型：崔伟、蒋明东等。

　　特别感谢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的武警官兵们。

　　感谢曾经读过我的作品，现仍然在关注并期待我的新作品出版的读者朋友们。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鼓励、帮助及支持我的先生、女儿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们。感谢一生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我最敬爱的父母亲，他们从小对我的教诲“妖不胜德，邪不伐正”使我终生受益。

　　2005年12月于北京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