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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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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五娘:(唱)[月云高]路途多劳顿,行行甚时近?未到洛阳城,盘
缠多使尽。回首孤坟,空教奴望孤影。
(白)天哪!(唱)他那里谁偢倸,俺这里谁投奔。正是西出阳关无故
人,须信道家贫不是贫。
弋阳诸腔加滚后变成①:
① 关于弋阳诸腔戏曲文学形式的变革,见于明万历以来刊刻的弋阳诸腔散出作品集中——如《词林一枝》、
《王谷新簧》、《大明春》、《摘锦奇音》、《八能奏锦》等。由此可见,这种变革至迟在万历年间就已
经完成了。
② 见《摘锦奇音》载,题为“五娘长亭送别”
① 见《摘锦奇音》。
赵五娘:(唱)[月云高]路途多劳顿,(滚)劳顿不堪言,心中愁万
千,回首望家乡,家乡渐渐远。(唱)行行甚时近。(白)那日起程之际,
蒙太公赐我盘费,只说到京尽勾用,谁知出路日久,费用甚多。(唱)未到
洛阳城,盘缠都使尽。(滚)离家一月余,行来没了期,回首望孤坟,孤坟
在那里。(唱)回首望孤坟,(滚),只见青山不见坟,回头只见影随身,
(唱)空教奴望孤影。(白)夫!(唱)他那里不偢倸,俺这里无投奔。(滚)
只见往来人似蚁,不见故乡人,(唱)正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滚)路远甚
艰难,水宿与风餐,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难。(唱)须信家贫未是贫,果
然路贫愁杀人。
上例中,弋阳诸腔戏文在赵五娘原唱词中加了五次滚,有的滚是五言韵
文,有的滚是七言韵文。其中第一、四、五次滚分别为了进一步渲染或解释
路途劳顿、孤愁寂寞,旅行艰辛;第二、三次滚则是对原唱词由于曲律限制、
叙述跳跃形成的逻辑空白的补充和衔接。由此可见滚调作用的一斑。
在特殊情况下,弋阳诸腔滚的形式也有不是整齐的五七言韵文,而是无
字数规范的有韵长短句。如《玉谷新簧》所载《三国记》“曹操霸桥献锦”
出一例:
关羽:(滚)你看他旗枪摆数队,人人要争先。你看他眉来眼去,眼去
眉来,莫不是有什么样圈套!
张辽:(白)不敢。
关羽:再休想汉云长俛首归曹,咱本是春秋大夫,并没有境外之交。
许褚:(白)启将军,备得有美酒羊羔。
关羽:说甚的美酒羊羔,如蜜香醪,看他们眼去眉来,残口嚣嚣。咱关
某假装成醉刘伶,好叫他谋不成,计不就,一场空笑。
这一段滚,加在关羽唱的[五更转]一曲中,是字数多少不一的长短句。
弋阳诸腔滚的另一更为特殊的情况是,在有的剧中,滚已经成为独立的
曲牌,[滚]或[滚调],加在一套曲牌之中,而不是附着在一支曲文前后
或插在一支曲文之中。这在当时弋阳诸腔剧中也时有所见,此处就不举例了。
而通常人们将曲牌之外加唱的大段滚调叫畅滚。
总之,弋阳诸腔戏中的滚调,与增插道白、更动曲文一样,是在传奇套
曲分出体制内从表现手段上进行的一场有意义的变革。
第三节 骈骊派传奇
明初数十年,杂剧垄断剧坛,传奇衰微。到成化(1465—1488)弘治(1488
—1506)年间,邱濬(1421—1495)创《五伦全备记》等四种传奇,传奇遂
渐起,邱濬是当时著名的道学先生,人称大儒,他字仲深,广东琼山人,官
至文渊阁大学士。其代表作《五伦全备记》讲伍化全、伍伦备兄弟孝义友悌
事,充满了陈腐的封建说教。他在剧的“副末开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自己
的写作意图说:“书会将杂曲编,南腔北曲两皆全。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
新奇不足传。风月好,物华鲜,万方人乐太平年。今宵搬演新编记,要使人
心忽惕然。”又说:“? 。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
便忠,为弟的看了敬其兄,为兄的看了友其弟,为夫妇的看了相和顺,为朋
友的看了相敬信,为继母的看了必管前子,为徒弟的看了必念其师,妻妾看
了不相嫉妒,奴婢看了不相忌害,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
的恶志。? 。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名教之理。”这种代圣贤立言,
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目的的创作,显然是高明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
然”的思想的登峰造极的发展。就其艺术讲,也是把戏剧人物当作作者观念
的传声筒。当时就有人批评说:“邱琼山大老虽尊,鸿儒近腐”(吕天成),
“(《伍伦记》)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徐复祚)。
邵灿紧紧规步邱濬,作《五伦香囊记》:“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
《紫香囊》”。邵灿字文明,他的《香囊记》写宋代张九成、张九思兄弟事。
说九成兄弟迫于母命共赴考场,一举登第。九成在朝为官,忠直正义,触忤
当道,被谪于外,陷于胡庭,十年不失臣节,家中讹闻他死于战场;九思奉
母命寻兄下落。此期间九成母亲妻子饱受艰苦磨难。最后九成得人救助,得
离虎窟,画锦荣归,夫妻母子兄弟大团圆。其结局所以如此,是受了《伍伦
记》的启事,说明讲忠讲孝者,终会善有善报。戏中“百行须知孝悌先”“孝
悌乃立身之要”之类的陈腐说教,比比可见。曲词雕琢,典故繁多,书经、
史记、周易、春秋、毛诗、戴礼之语,都要用上,“丽语藻句,刺眼夺魄”
(徐复祚语),“宾白亦是文语”,影响很坏。一些人因袭模仿,遂演成传
奇的骈俪化倾向。万历时期梅鼎祚《玉合记》等,将此种骈骊倾向推至高峰。
也就是说,邱濬、邵灿的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不可取,但他
们所代表的倾向和造成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他们是明代戏剧文学发展中浊流
的代表。
第四节 三部重要的政治传奇《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
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表现朝廷忠奸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剧不是偶然的,它是
现实政治斗争在戏剧中或直接或曲折的反映。
经过明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到宪宗成化之后,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昏君: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世宗;两个著名
的奸臣:宦官刘瑾和奸相严嵩。武宗宫内淫奢之外,四处巡游,骚扰人民,
劫掠财物、抢占妇女,以至于“市肆萧然”人们不得不“白昼闭户”。其间
一段时间刘瑾把持朝政,设立内行厂,以残酷手段控制百官,权势熏天,炙
手可热,人称“刘皇帝”、“站皇帝”(武宗为朱皇帝、坐皇帝)。嘉 靖皇
帝世宗经年不朝,迷信道教,企望长生,在后宫焚修、斋醮,每一举醮,据
说动赤金数千两;“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
藏匮竭”(《明史》卷78)。人们怒骂嘉靖为“家家皆净”。嘉靖朝严嵩为
相达十多年,与子严世蕃专权,倚势骄横,为所欲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
贪污腐化,残害忠良,人们对政治混乱、奸臣一手遮天现象深恶痛绝,不少
正 直官僚起而斗争。刘瑾严世蕃伏诛之后,便出现了一批表现忠奸斗争的政
治戏。
(一)《宝剑记》
作者李开先(1501—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官至太常
少卿。四十岁时,因皇帝宗庙起火,他与十二个官员“自陈乞休”,罢归乡
里。除《宝剑记》外,他还存有传奇《断发记》、《登坛记》和杂剧《园林
午梦》等。《宝剑记》前雪蓑渔者序说:“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
之,中麓子成之。”《宝剑记》所写乃《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作者对《水浒传》原情节有所改动,最重要的是将高俅迫害林冲的原因改为
林冲痛恨高俅等欺君误国而一再上疏参奏,揭露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而将
小说中高衙内图谋林冲妻子之事放在了林冲发配之后,这样,林冲与高俅的
矛盾就具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意义——锄奸不成而遭祸,而不单是个人恩怨。
这种改动无疑是注入了作者所生活时代影子及他自己的感情。如第六出中林
冲的唱词:
[渔家傲]君不见四海苍生水火间,纷纷满目权奸,哀哉可叹,祸国殃
民,那更开边患,天条轻犯,致生民苦遭涂炭,趱家业有似丘山,顾微臣欲
不全忠,有何颜见比干?条陈事登闻在日边,铁铮铮忠言直。
第四十出林冲的唱词:
[前腔]边尘边尘,不日纷纷,因失了中原恩信。妄言仙道,妄言仙道,
炼药修真,魔魅的君王听顺。又献与烟花脂粉。共征徭役,入私家不进公门? 。
显然与当时政治荒乱——世宗皇帝迷信道教、奸佞当道,忠良遭黜、北
方俺答、东南倭寇骚扰的局势以及作者本人被罢官免职的境遇有关。表现了
正直文士忧国忧民的情怀。但剧尾作者让林冲接受招安。又表现了我国古代
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思维定势:看不到社会弊端产生的根源,把解决社会痼疾
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将批判矛头指向奸臣,把皇帝的昏庸也 归咎于
奸臣的引诱,对皇帝始终一秉忠心。
《宝剑记》语言文雅,较少雕琢之迹;其《夜奔》一场是至今歌场中盛
演不衰的剧目。正反面人物也都刻划得比较成功。但最后林冲与妻张真娘团
圆,仍然走的中国传奇团圆的俗套。《宝剑记》的意义在于:在“以时文为
南曲”的《伍伦全备记》、《香囊记》等骈骊说教戏风弥漫之时,它以较深
刻的现实性和清畅的曲词结合、“拉开了明传奇大繁荣时代的序幕”。
(二)《鸣凤记》
《鸣凤记》是明代第一部以当代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其作
者传为王世贞或王世贞门人。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别署
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曾任刑部尚书,明代著名文学家后七子中代表人物。
《鸣凤记》描写嘉靖朝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严嵩集团和反严嵩集团的
斗争。戏剧可能在嘉靖四十四(1565)年严世蕃伏诛之后。戏剧情节,可从
“家门大意”中见之:
[满庭芳]元宰夏言,督臣曾铣,遭谗竟至典刑。严嵩专权,误国更欺
君。父子盗权济恶,招朋党浊乱朝廷。杨继盛剖心诤,夫妇丧幽冥。忠良
多贬斥,其间节义,并者芳名。邹应龙抗疏,感悟君心。林润复巡江右,同
戮力激浊扬清。诛元恶芟夷觉羽,四海贺升平。
作为一部描写当代时事的政治剧,《鸣凤记》作者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倾
向和嫉恶如仇的品格。作品深刻揭露了严嵩父子的专权纳贿、结党营私;他
们“权侔人主,位冠群僚”,“总揽朝纲,裁决机务”,“四方贡献,多归
其府;满堂显要,半出其门”,“大小官员,拜他为父,即加显擢”。“附
势趋权,不辞吮痈舐痔”的赵文华,在严嵩生日之时,献上一对金皮包裹,
雕刻五彩龙凤的寿烛;铺地的五彩大绒单;上好荆金制的器,马上就成了
严嵩的大红人,官升通政,“一应奏章”全部执掌? 。;作者满怀赞美之情
地描写了夏言、杨继盛等八臣与严嵩父子前仆后继的斗争,称他们“光岳
千年正气存,”把他们的行为写得轰轰烈烈,十分动人。但同时这部剧也表
现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对嘉靖皇帝的昏庸,虽也有所涉及,但最终也是归
罪于严嵩等人:“皇上修真打醮,必自小人导之”,以至于说“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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