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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禅 宗 诗 歌 境 界-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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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我所从事的禅宗研究,是建立在充分体证的基础之上。 
    1998年,犬子大林呱呱坠地。我在《回归生命的源头》《佛缘丛书序》 中曾称为“灿烂的邂逅”。小家伙烂漫发天真,使我充分观察、体证到初婴赤子的纯真本心,为撰写禅学三书增添了生机。顺便一提的是,荆妻王鸿相夫教子,为禅学三书的顺利撰写、如期出版,提供了保障。 
    为了使禅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系统化,1996年读文学博士学位时,我将学位论文定为《禅诗研究》。在各种殊胜因缘的推动下,论文于1999年6月撰成并圆满通过答辩。论文评审委员会由霍松林、钟振振、董丁诚、费秉勋、郗政民、马歌东、杨恩成、李培坤、师长泰、张新科、张学忠等诸位先生组成。虽然论文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改善和提高,诸位评委却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钟振振教授指出: 
    吴言生同学的博士论文《禅诗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禅宗诗歌的专著,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拓开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与重要价值。 
    作者潜心涵泳佛学经典,悉心体悟禅思,并以慧心参透禅宗公案,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发为文章,在在见出严峻而圆通的理性与聪颖而灵彻的悟性。所论《楞伽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经》与禅思禅诗之关系,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杨岐、黄龙等七宗禅诗之特点,皆鞭辟入理。而所发现并阐明之“禅诗的象征体系”,尤多创获。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厚重笃实与飞扬隽逸相得益彰的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佛学、哲学理论修养,深邃、缜密的思辩逻辑,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文字表述也条达而顺畅。论文完全达到了博士论文的高标准。 
    论文指导教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所霍松林教授指出: 
    吴言生同学多年来研究禅宗思想与禅宗文学,基础紥实,故于攻博期间确定以“禅诗研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分上、中、下三编,分别论述了佛典与禅思禅诗、禅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等重要问题。其突出之处在于: 
    第一、已出版的许多同类著作,大抵脱离佛教经典而论述禅宗思想、禅悟思维、禅宗公案机锋及禅宗诗歌,流于避难就易、舍本逐末。言生同学则从研究佛教经典入手,专题论述了《楞伽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多部经典对禅宗思想、禅宗诗歌的影响,高屋建瓴,颇多创获。 
    第二、已出版的许多研究禅诗的著作,主要研究文人们的禅诗,对禅宗本身的诗歌则少有涉及。言生同学认为,禅诗研究的基点应是禅宗本身诗歌的研究。因此,他的这部论文,对禅宗诗歌的禅悟内涵、运思特点、取象方式、美感质性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显示了深厚的佛学、诗学功力。 
    第三、针对当前禅诗研究仅将禅宗术语与文人禅诗机械比附的流弊,自辟理性与悟性并重、诗情与禅韵兼美的新思路,以广博的视角、翔实的资料,阐明了禅宗诗歌的禅悟内涵、运思特点、取象方式、美感质性,新意迭出,鞭辟入里。行文亦流畅优美。 
    总之,这是一部有开拓性和奠基意义的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文学院费秉勋教授指出: 
    《禅诗研究》将玄深朦胧的禅宗诗歌作为直接研究对象,这是十分有勇气的选择。在对相关佛典熟悉把握和对五家七宗思想及禅悟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来研究禅诗,这更是一般文化研究者不易做到的。吴言生同志对佛学下过长时间的功夫,对佛教思想和禅宗机锋有出色的知解力,他这一学位论著具有开创意义。全书结构完整、宏大,论断精辟,颇有条贯。对佛典及禅宗言行,既能入乎其中,理解其原本体系及涵义,又能出乎其外,以科学的文化语言予以哲学的和美学的论述和阐释,在禅诗研究方面做出了拓荒性的工作,值得嘉许。 
    西安联合大学中文系李培坤教授指出: 
    审阅了吴言生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禅诗研究》之详细摘要和已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既能见其微观之具体细部,亦能窥视宏观之整体面貌。所得之印象如下: 
    第一,作者对禅诗这个巨大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具有创造性意义。做为佛教重要宗派之一的禅宗,经历五家七宗发展而创作的数万首禅诗,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客观历史遗存和历史文化遗产,以禅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至今非常稀缺,难度自然很大。 
    第二,作者选取的研究道路和方法是直入禅经禅心禅诗,“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以理性和悟性并重兼融的独特视点来论析五家七宗禅诗,潜心有年,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以求学界指正和检验,冀其辟出新思路、新视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第三,上中下三编内容丰富。上编分章析论佛经对禅思禅诗的影响,渊源流向,清晰可辨。中编论析禅诗的哲学象征,探讨了众多意象,道出了禅诗意象的奥妙。下编论析禅诗的哲学玄思、禅悟质性、思维方式、艺术美感,研究有得,概括深致。 
    总之,这是一部内容坚实、质量颇优的禅诗研究专著。 
    西安联合大学中文系师长泰教授指出: 
    作者在论证中采取了理性与悟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分析对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理性解剖,又时时透露出悟入玄微的禅悟观照,凝重而不乏灵动,妙悟而深中学理,克服了以往谈禅诗之作空洞浮泛的缺憾,将禅诗研究提到了新的高度,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具有丰实的功底和敏锐的眼光。作者在论文中对于禅诗研究的基本结构、批评理念、美学范式的建构等都提出了个人的新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文章立论审慎,考释缜密,史论结合,议论精彩,创见迭出,实属禅诗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关注和支持。《中国佛学》在“学术动态”中报道说: 
    《禅诗研究》已完成的部分由两大系列论文组成。一、佛教经典对禅宗思想、禅悟思维、禅宗公案机锋暨禅宗诗歌的影响,如专题论述《楞伽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经》及其他佛教经典对禅思禅诗的影响。旨在厘清禅宗思想、禅悟思维与传统经典的关系,以纠正将禅宗与传统经典割裂的倾向,澄清笼罩在禅诗研究之上的层层雾障。二、禅宗诗歌研究。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迄今为止,学术界出版了若干种研究禅宗诗歌的著作,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类著作多是对文人禅诗的研究,对禅宗本身的诗歌却往往避而不谈。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并且,这些研究多采取站在外部的、纯客观的角度,由此导致了禅诗研究内容与角度两大缺憾。 
    该论文指出,禅诗研究的基点应是对禅宗本身诗歌的研究,五家七宗禅诗是禅诗研究的基点和重点。现当代禅诗研究的症结在于缺乏理性与悟性,偏离了禅诗研究的重心,仅是将禅宗术语与文人诗歌作机械类比,流于片面化、简单化。而研究禅诗,必须理性与悟性并重,既要入乎其内,进行直觉感悟,以心印心;又要出乎其外,进行理论反思,冷静审察。因此,与现当代禅诗研究不同,作者旨在辟出一条理性与悟性并重、诗情与禅韵兼美的新思路、新视域。论文以独特的观点,广博的视角,翔实的资料,阐明五家七宗禅诗的禅悟内涵、运思特点、取象方式、美感质性。这部论文的主要观点,已相继在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问世后,将可为禅诗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佛学》1999年春季号第358页 
    《人文杂志》2000年第2期《卷首·导读》说: 
    圆融观念瞩目于世间一切对立、差别和矛盾的消解、统一与和谐,这是吴言生先生精彩文章《论〈华严经〉、华严宗对禅诗禅思的影响》中所揭示的禅思禅诗的美感特征之本。其实,这也是人类一切审美与艺术创造所孜孜以求的至美境界。 
    《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摘要说: 
    吴言生在《人文杂志》2000年第2期撰文指出,在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有众经之王美誉的《华严经》,蕴含着深邃灵动的禅悟思维。华严的圆融境对禅思禅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禅宗充分汲取华严精华,对华严宗旨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禅思诗情得到摩荡升华,形成了禅宗的时空圆融境、理事圆融境、事事圆融境、现量直觉境,表达了禅宗诗歌独特的审美感悟,使得作为禅悟载体的禅诗呈显出帝网交光、珠珠迭映、圆美谐和、重重无尽的美感特质,蕴含着丰厚灵动的佛心、禅韵、诗情,在中国禅林诗苑绽放出净域奇葩,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枝枝互依倚,花光交相映。华严与禅的圆融境,瞩目于世间一切对立、差别和矛盾的消解、统一与和谐,既是禅思禅诗的特征之本,也是人类一切审美与艺术创造所孜孜以求的至美境界。 
    我知道,这些与其说是对论文本身水准的评介,还不如说是对论文的期望。我愿意将它看作对我的鞭策,因此,2000年6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后,又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对论文进行增补和调整。现在将它出版,也算是我迄今为止体证佛心禅韵诗情的一个小结。 
    禅学三书在写作、修订、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江秀乐书记、赵世超校长、张建祥校长、吕九如校长、杜鸿科校长等领导,以及相关院、处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奖掖学术的政策、行动,使禅学三书在良好的氛围中撰成;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诸位先生,特别是尤西林先生的支持,本书获2000年陕师大出版资助;感谢陕西省学术委员会的支持,《禅诗研究》获2001年省优秀博士论文奖; 
    感谢余恕诚先生、陶文鹏先生、王生平先生、张积玉先生、杨立民先生等对禅学三书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校、系学术评审组和科研处等有关领导,惠聘我进入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感谢中国佛教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来京之后,我得以向黄心川先生、汤一介先生、杜继文先生、方立天先生、楼宇烈先生、杨曾文先生、方广锠先生等名家请益,承蒙诸位先生不弃谫陋,点睛、印心,并赐惠宝贵资料,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我所在博士后流动站的指导教师方立天先生,对禅学三书的定稿,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他传授给我的心法,将使我受用终生; 
    感谢台湾的吉广舆博士、何照清博士,他她们在百忙之中给我寄赠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感谢中华书局宋一夫经理对禅学三书的出版支持;感谢沈锡麟总编、胡友鸣主任、袁靖小姐对拙稿提出宝贵建议,为拙稿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其他种种殊胜因缘,限于篇幅,难以一一枚举,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谨识 
    1999年6月初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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