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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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进攻。
十五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共中央也曾撤出“红都”——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那时是何等狼狈——
中央机关大搬家，连印刷钞票的石印机都扛上，一天走不了几里路。
红军部队成了大保镖，一军团开路，九军团殿后，三军团、五军团两翼护卫，不能机动作战。
人事安排混乱，前总书记翟秋白和老弱病伤被匆忙留下，生死难卜。
决定这一切的是“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红军毕竟是坚强队伍。尽管存在种种问题，长征最后还是胜利到达陕北。党内不断总结这次大撤退的教训，最善于吸取教训的还是周恩来。如今，周恩来组织的第二次大撤退井井有条。
前方机关机动灵活，中央纵队不过几百人，一条山沟就可隐藏。
后方机关埋藏档案，安置家属，转移到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当胡宗南部队以漂亮的钳形攻势包围延安时，夺下的只是一座空城，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
当年被迫转移时，连走到哪里去都没有确定主张。那时的党，还是幼稚。
如今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不仅指挥战事，还部署城市统战工作，安排海外经济工作。这说明，被赶出根据地的中共，早已着眼全国政权。不是吗？转战陕北期间，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吴玉章、谢觉哉、陈绍禹等人在行军途中起草新中国宪法。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947年，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国统区的群众斗争是“第二战线”。
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共，绝未忽视政治斗争。面对你死我活的敌人，中共没有忘记争取朋友。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是人到中年，志向高远，而又成熟稳重。
身处西北，心向东方，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周恩来的触角，伸向国统区，伸向香港，伸向南洋……
肩负特殊使命的钱之光经过长途跋涉，从黄土高原抵达渤海港口。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钱之光委派刘恕、鲁映夫妇，乘一艘七十吨的渔船试航香港。后来，山东解放区被侵占，钱之光又转移到东北的大连。
大连港，当时是全国解放区惟一的对外海上通道。钱之光派王华生从大连绕道朝鲜罗津港，再乘苏联货船到香港，把黄金和密码送到香港联合公司。沟通联络后，钱之光报告周恩来：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航线已经开通！
1948年8月，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后，毛泽东发信邀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周恩来立即电令钱之光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运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周恩来提前铺设的秘密线路，正逢其用！
钱之光租借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从朝鲜罗津港出发。“波尔塔瓦号”通过台湾海峡时遇到国民党海空军监视，抵达香港时又有港英缉私快艇盘查，但钱之光化装成锅炉工，顺利到达香港。
钱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对外称“简老板”。过去，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创办了“联和公司”，现在事业扩大，钱之光又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的六楼租了几间大写字间，住处也搬到成和道一幢临街楼房。新公司总要起个好名字，钱之光提出“华润”，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毛润之的“润”代表共产党。这个华润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贸易部在香港的进出口总代理，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工作方便，钱之光把自己的住处，设在码头附近。
维多利亚湾造就香港的天然良港，海湾的南面成了香港最繁华的地带，这地带最乱的又属铜罗湾，贩夫走年聚居于此，有的住户还是私娼呢。铜罗湾有条希云街，希云街27号是座简陋的小楼，钱之光就住在顶楼的三层。
小屋里，潘汉年、钱之光与方方、连贯、饶彰风、章汉夫、夏衍挤在一起商议。为了运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组，专职负责。
“国民党对解放区封锁很严，”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小声说：“中央通知，长江以南进入解放区的政协代表，大多要经香港转运。最近，上海、广州、海南，都会有人来。”
“内地许多文化界人士到香港避难，还有一些南洋华侨想去解放区，加上商人、大学生……”负责联系文化界的夏衍说，“少说会有三四百人。”
多年从事白区工作的章汉夫擅长组织工作，他说：“这么多人，接站、住宿、掩护、转运，工作很复杂，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到。”
“拼命工作啦！”连贯本人也是华侨，在香港有广泛的关系，“香港有我们许多朋友，都可以帮忙。但是，我们自己要分工负责……”
钱之光说：“船只，由华润公司出面去租外轮。”
潘汉年说：“我也正在通过商人杨建平搞船。”
“组织民主人士登船也是很复杂的。”饶彰风说，“每一个人，都由我和吴获舟同志送上船！”
“怎么秘密上船是关键！”潘汉年特别提醒，“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很活跃。他们勾结港英警察政治部监视在港民主人士，海关查得也紧。周副主席关照，出发一定要绝对保密。”
“这就是你小开的特长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钱之光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大家仔细观察码头情况……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将军
然而，第一个踏上海路的并非香港人士。
1948年7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从美国出发，计划经大西洋到黑海的苏联港口敖德萨，再通过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冯玉祥在中共草拟的新政协邀请名单中名列第二。冯玉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度仅次于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主动交换金兰契，拜冯玉祥为大哥。但冯玉祥并不因此为独裁者抬轿子，反而运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抗战，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蒋介石对付党内反对派的惯用手法是“出国考察”，于是冯玉祥便成为赴美“水利考察专使”，离国后，这个上将又被办理了退伍手续。
军人出身的冯玉祥到达美国后，变成一个宣传家。走到哪里，冯玉祥就演讲到哪里，用他那黄钟大吕的声音，呼唤美国人民不要支持独裁腐败的蒋介石。
旅途路过一个美国城市，这里正在召开教育会议，召集人听说中国的抗日名将来临，热情地请冯将军演讲。面对一千五百名代表，冯玉祥慷慨陈词，对美国的教育发达表示钦佩，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和平民主，而不是美国提供的金钱与军火援助。同时，他还揭露蒋介石镇压学生解聘教授，使中国的教育处于危难之中。
1947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冯玉祥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立场。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常常被谋害，一位美国记者当即提问：“你这样说，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
冯玉祥淡淡一笑：“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
顿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位将军正是出名的不怕死将军。
冯玉祥十一岁参加清朝组建的新军，逐级升迁到北洋第二十镇（师）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冯玉祥秘密组织滦州起义，参加辛亥革命。在军阀混战中，冯玉祥独树一帜，驱逐清帝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北上，参加北伐。抗日战争中又召集旧部，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军与国民党军的夹击中英勇抗敌。
战场上的冯玉祥从不怕死，现在冯玉祥又把讲台当作战场。
记者招待会后，冯玉祥又出席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发表《国庆演词》。冯玉祥从孙中山创立民国，讲到中华民国几十年的历程，全面抨击蒋介石政府。这个讲话在美国。中国以及西欧、东南亚报纸广泛传播，在中国政坛打响公开反蒋的头炮。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先后到几百个教会社团演讲，有两个星期连讲二十七次！
冯玉祥在纽约华侨服装行业会议上演讲后，这个华侨组织在发货的每包衣服里都夹入传单，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
美国国会下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援华听证会，特邀冯玉祥出庭作证。冯玉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人的身体里注入血浆！拨款委员会立即把国会已经通过的六千万美元削减到一千多万。
11月15日，冯玉祥发表专文《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斥责“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召冯玉祥回国，遭到拒绝后，他们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冯玉祥的护照。1948年正月7日，又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冯玉祥则针锋相对，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蒋介石下台。他还口述了一本七十七章的书——《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国民党内，有资格、有胆量公开同老蒋对着干的，首推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三人。
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创立革命委员会，这等于在国民党内造反。革命委员会需要资望匹敌蒋介石的人出任主席，由于宋庆龄不肯担任这个职务，李济深主张请冯玉祥。鉴于冯玉祥不便亲来香港，大家认为还是李济深任主席最合适。然后又特派朱学范到美国征求冯玉祥意见，得到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1948年4月5日，华盛顿街头，一辆周身都是大喇叭的广播车引人注目。
华侨来了，黑人来了，记者纷纷簇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大声宣布：“我们请中国的抗日将军冯玉祥先生讲演！”
冯玉祥开口讲话，广播却不响，群众发现警察在剪断电线，起哄斥责。冯玉祥伸臂示意大家安静，他放下话筒，声若洪钟地演讲：“美国政府不应该用美国人民的钱去救助中国的独裁者！”
人群中有人喊：“打倒蒋介石！”
也有人喊：“蒋总统万岁！”
冯玉祥压倒众声：“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蒋介石！求助我的时候他拜我为大哥，被我反对的时候他开除我党籍！”冯玉祥数落，“蒋介石推翻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日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李公仆、闻一多，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式王朝！”
有个美国记者问：“可是，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
冯玉祥立即回答：“他的选票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笑，冯玉祥断言，“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有个华人记者问：“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