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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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华人记者问：“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否没有希望了？”
“不！”冯玉祥豪壮地说：“中国民主的希望，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身材高大的冯玉祥，在美国人群中也依然显得威武豪壮。
中国的华北与美国的华盛顿，民主的声音遥相呼应。
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周恩来特地布置：高价租用苏联客轮，把受美国移民局传讯的冯玉祥接回中国。
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胜利号”在迎接冯玉祥全家的同时，还从美国接回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
冯玉祥全家被安排在顶层的一等舱，与四位苏共中央委员为邻。几年来在美国遭受歧视，上了苏联船倍受尊重，冯玉祥心情好极了。
冯玉祥做了一首诗《小燕》告别美国；
冯玉祥给李济深写信畅谈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比；
冯玉祥设想着自己将要参加的新政协……
3．贤达登台，太子出马
在发出“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把中共长期工作指导方针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生产长一寸”！
战争的后盾是经济。各解放区通过土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源源不断的军粮、物资支援前线。着眼现代建设的中共中央更看重有工业底子的东北，安排擅长经济的陈云抓东北工业。当全国总工会主席，还预先指定由陈云在解放后负责全国的工业。东北的军事工业比较强，东北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很快与敌军匹敌。
蒋介石何尝不知经济的作用。但国军不像共军那样以战养战，一枪一弹都来自民间的税收。抗日战争，蒋委员长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谁敢不应。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累积黄金六百万两、外汇九亿美元，还有八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物资。二亿多美元的联合国善后物资。经济实力相当强盛，无怪乎老蒋敢于大打出手。
可是，抗战后国民党官员的表现却大挫民心。老百姓称这些接收日伪财产的大员为“劫收”大员。大员们个个“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都捞足，贪污腐败公行，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紧接着，国民党又背弃和平民意发动内战，穷兵黩武消耗大量资金，至1947年2月，已用去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又大收“戡建税”，扩大法币发行，于是，全国各地出现物价攀升、通货膨胀的危局。
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开放外汇市场，抛售黄金，将美元与法币的比值由1：500调整为1：2020。这种货币贬值政策本属国际通行作法，一般可以收到平抑物价的效果。但是，货币贬值同时也会动摇持币者对货币的信心，非有政府信用支撑不可。
问题恰恰是国民党政府正在丧尽人心。
内战不能停，政府开支就要增长，大量发行的货币很快用光了国库的黄金。失去重金属保证的货币，又是由一个无信用政府发行的，哪里有人要？再加上中共节节胜利，老百姓更担心法币变成废纸。于是，持币人纷纷涌向银行，用法币兑换黄金或外币。1947年2月10日，黄金黑市由五百六十万元一两猛涨到九百六十万元一两。
对于任何政府，这都意味着经济崩溃。与美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有着深厚关系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只得辞职。
内战急需输血，蒋“总统”太缺钱了！但是，搞钱需信用，国民党更缺人望。
万般无奈，蒋介石想到民主人士，不，蒋介石不喜欢“民主”这个字眼，他称“社会贤达”。蒋介石起用前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为财政部长。
翁文淑和王云五都是中国的著名文人，作为社会贤达代表陪衬国大，如今得到实职实权，颇有知遇之感。
可惜，他们面临的局面令人恐惧。
1948年6月军费占预算总额47％，赤字高达三百万亿元！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五十六倍！
文质彬彬的贤达拿出霹雳手段。
正当冯玉祥在大西洋航行的时候，8月19日，一个由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联名签发的《财政紧急处分令》出台了。
这次“币制改革”规定：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一元金圆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以金圆券兑换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汇，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金圆券限期于10月20日以前兑换完毕，逾期者严办。同时还规定加强管制经济，实行限价政策。
年轻时搞过交易投机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蒋介石特任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到中国黄金最多的城市上海督战。
太子出马，声势非常。
蒋经国到任两天，出动六万军警在全市搜查；到任十天，成立十万人的“上海青年服务队”。
蒋经国在万人大会上动员，表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发誓“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多年留学苏联的蒋经国比别的国民党员多了些政治招数，很快掀起一场运动。青年服务队号称“打虎队”，上街游行，入户搜查，挖地三尺……
不久，蒋经国又抓了几个典型：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股票投机，被逮捕判刑；
上海警务部科长与上海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队长两人因勒索被处决；
华侨王春生因把存款汇往纽约被处死。
太子动真，上海的富商大贾平民百姓谁敢不从？
一个月后，中央银行收讫黄金、白银、外汇价值三亿七千万美元，物价也稳住了。
蒋经国被国际舆论誉为“中国经济沙皇”。“蒋沙皇”满怀信心地宣称：“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的打！”
尽管蒋经国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还是有人看出所谓币制改革的实质。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多为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这次币制改革中受害最重。大批货物被限价出售，存期超过三个月的货物一律没收，纸业、杂粮业、糖业公会理事长被扣押当作人质，全市工商业损失相当于金圆券两亿元！物质利益的被剥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实质，他们纷纷以关厂、关店、转移资金等方法暗中对抗。深通经济的胡厥文在“星五聚餐会”上指出：中国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不是采用军事管制方法所能解决的。所谓币制改革，不过是官僚资本运用军事政治力量对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本的又一次赤裸裸的大掠夺！胡厥文预言：所谓限价政策，也会使得郊区粮农不到市区卖粮，引起抢购风潮。
初战告胜，蒋经国气势如虹。
从苏联回国后，蒋经国一直谦虚谨慎，惨淡经营，营造公正贤能的个人形象。如今，这形象得到机遇，在打虎中凸现出来。有人鼓噪：蒋经国才是国民党的希望！
没想到，打虎英雄的形象很快贬值。
打虎队捉拿了两个违法外商，立即引起英国、法国大使抗议，蒋介石哪敢得罪外国人，急忙下令放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人里面蒋经国怕谁！连上海帮会老太爷杜月笙的公子也被太子抓起来了。杜月笙无奈，咬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公子囤积的违禁物资堆积如山，蒋经国又把表弟也抓起来。这下可惊动了总统夫人，宋美龄亲自飞到上海，私自把孔令侃接走，送往国外避难。
太子不敌皇后，打虎英雄惟有抱头痛哭……
太子出马，也依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上海人全明白了：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原来是把人民的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中！
手中的金圆券眼看贬值，就拿到工厂订货，工厂也不敢滞留现金，又赶紧购买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涨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物价飞涨。
9月24日济南失守，上海人心浮动。10月1日，上海市宣布烟、酒等七类商品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立即引发抢购风。抢购粮食，抢购布料，抢购日用百货，抢购油盐酱醋，连棺材都抢购一空！
形势比人强。11月1日，政府宣布取消限价，蒋经国向上海市民道歉。11日，政府修订金圆券发行办法，不再限制人民拥有黄金、外汇，取消金圆券的含金量保证……
战场尚能挣扎，经济已经溃败。
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社会贤达”的失败，“太子”的失败。
黑暗政治中的一点点儿火花都熄灭了，蒋介石还能指望谁呢？
4．水泊梁山聚义旗
共产党这边却是风生水起，众星汇聚。
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争取人心。
从抗日民族战争转入国内阶级战争，共产党的政策也有转变，从团结各阶级抗日转入对官僚地主阶级开展斗争。有些地方党组织对统战政策把握不住，出现一些“左”的偏向。转折期间，中共中央屡次指示，着力纠正党内“左”倾，尽力团结党外民主人士。
1948年，根据土改需要，中共中央要重新颁布关于划阶级成份的文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农村，不但打击地主富农，还剥夺中农；在城市，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四面出击，反而导致自己的战线越来越窄。1933年的文件为知识分子划成份时，地主出身就是地主，富农出身就是富农。
现在，着力纠正左倾的毛泽东认为：划分知识分子成份，着重点不应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应放在社会职业方面。这样，就使大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职业确定成份，成为军人、职员、教师、工程师……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工农分子、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对比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三三制”传为国内民主佳话。进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地方组织以为“三三制”过时了，有的甚至在土改中打击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坚持维护“三三制”，还责成各地将党外人士列出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对其待遇意见，电告中央。中央统战部还统计全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统筹安排新政协名单。
过去，中共长期在农村经营根据地，对城市执行的是破坏政策，有些干部惯于认为城市是国民党的。直到解放战争，有些干部进城后还动不动开展斗争，吓得资本家不敢投资生产。中共中央向全党强调，现在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城市和工厂就是自己的了，必须严格执行城市政策。
注意研究经济的朱德提出四句话：“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四面八方政策”。
周恩来认为：私人资本虽然压迫剥削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