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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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平。”
无论和议是否成功，都要挽留对方代表。此种胸怀，古今中外罕见。
周恩来计划，在新政协中增加一个第四方面。
就新政协组成，李济深曾向共产党提出：蒋管区的实力派。地方政权，部队、地方团队，党派、政团、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这三方面人士参加新政协问题请中共考虑。后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规定新政协组成人员时加上一句：“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这就给第四方面留下了门。
第四方面中人往往掌握军政大权，更是中共策反目标。
济南，周恩来通过章伯钧与守军36军军长吴化文取得联系，吴化文率领两万部队战场起义，在解放军攻城时把坚固防御撕开一个大缺口。
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中建立“士兵解放委员会”，还取得舰长邓兆祥的合作，在渡江战役之前，重庆号驶出吴淞口，削弱汤恩伯的长江防线。
周恩来的目光相当广阔。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甚至西北的胡宗南、广东的余汉谋都是重点争取对象。
中共设想的第四方面甚至包括南京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向有政治头脑，他的身边，有两位亲信政治幕僚：程思远负责联络右派，刘仲容负责联系左派。联系左派的刘仲容得到许多接触中共的机会，连自己也被左派感染，成了中共特别党员。在中共与桂系的谈判中，刘仲容成了双方信任的人物。
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时，还有一个对外保密的刘仲容作为桂系代表先期到达。两个代表团同居高级饭店而不碰面，上演谈判的平行蒙太奇。
毛泽东、周恩来都单独会见刘仲容，仔细听取他介绍桂系情况。中共中央委托刘仲容转告白崇禧：不同意他关于解放军停止前进的要求，但是允许一些地方的桂系部队自行撤退，一些地方桂系部队继续驻防，而且可以商谈华中问题处置。
4月5日，南京代表团的专机从北平返回南京，下机的客人拒绝接见关注和谈的记者，被南京报界称为“神秘客”。
神秘客其实是民革的朱蕴山、李民欣，还有刘仲容、刘子衡。
他们的使命确实神秘。
朱蕴山给李宗仁带来李济深的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印信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签署和平协议都可以，将来他就可以凭此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李宗仁默然听着，没有表态。李宗仁相信，朱蕴山带来的虽然只是口信，却绝对可靠。
朱蕴山其人，乃中国政坛奇人。
朱蕴山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后来还参加民盟、民联……
朱蕴山交游广泛，经验丰富，不仅在民革中担任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工作，而且还在多个民主党派得到信任，同时担任多党中央常委，参与组织人事工作。朋友们说：朱蕴山就是梁山的朱贵，专门迎接各路好汉入伙。
朱蕴山临行前，周恩来还交给他一大把自己的名片，叮嘱朱蕴山交给南京的朋友，解放军进城时，持周恩来名片者保证安全。
李宗仁虽然相信朱蕴山带来的口信，但他有疑虑：自己那个战犯名义怎么办？朱蕴山立即报告北平，毛泽东当日回电表示不难解决。
白崇禧与中共谈判的目的是诱使解放军放弃渡江，现在刘仲容汇报：“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
白崇禧顿时失望：“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谈什么？”
白崇禧甚至考虑，把朱蕴山扣下来作人质，准备和谈失败换南京代表回来。
4月9日，李宗仁召集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会商。白崇禧提出，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会议决定向蒋摊牌。
北平，毛泽东还在为争取桂系作最后努力。
香山的双请别墅本是一处幽静的地方，可是自从毛泽东住到这里，这里又成了政治活动中心。院中的石桌旁，围坐着毛泽东和南京代表团的黄绍竑、刘斐。
经过艰苦的谈判，南京代表团已经与中共方面商定协议的全部文字，现在，就等李宗仁签字了。桂系的核心人物是李、白。黄三人，所以，为了达成协议，张治中特派代表团中的桂系人物黄绍竑回南京说服李宗仁签字。而毛泽东，也特地在黄绍竑行前约见。
毛泽东亲切地说：“南京的签字，就拜托季宽兄了？”
蒙毛泽东器重，黄绍竑恭敬地汇报：“黄，是坚决主张签字的；白，主战的决心也不小。”
“李是中间派？”毛泽东笑道，“你告诉德邻先生，调桂系部队到南京保驾，或是随时准备转移，他到哪里我们都同他签字，请他来北平出席政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连战犯名单中的第二位您都要？”刘斐惊异。刘斐参加代表团，是李宗仁亲自增添的。
“我们这里是三缺一嘛。”毛泽东风趣地借用一句麻将用语。可不，三人旁边空着一个位子呢！
刘斐意味深长地问：“您打麻将，是喜欢平和呢，还是喜欢清一色？”
毛泽东一愣，立即会意：清一色，是指新政权全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等长期反对国民党的力量组成，而平和，是指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官员只要转向革命一概容纳。
毛泽东笑道：“平和卜平和！”
刘斐和黄绍竑顿时松弛。这两位在国民党中都是方面大员，联系军政高官甚多。
大势已去，国民党阵营的军政要员也在寻找出路，但都担心中共不肯接纳。这下好了，共产党最高负责人当面承诺，这就意味，自己，以及国民党阵营的其他朋友，只要投向革命阵营，就有出路。
告别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下次来的时候，多邀些朋友，我们和傅作义将军一起吃饭……”
黄绍竑认真地回答：“我们一定会来！”
与共产党打交道，黄绍竑不是没有顾虑的。1927年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从江西转战广东。李济深大为紧张，命令黄绍竑把共产党驱逐出境。黄绍竑率领部队顽强阻击，在三河坝把起义部队击溃。周恩来病重，在叶挺、聂荣臻的护卫下乘小船流落香港，朱德、陈毅带领残部转往江西。
1949年初，黄绍竑受白崇禧之托到香港接李济深，可是李济深已经先行投奔共产党。黄绍竑顿时醒悟，也在香港约见共产党人潘汉年，特意就和谈事项请教中共。识时务者为俊杰，黄绍竑此次参加南京和谈代表团，是事先得到中共同意的。
这次来北平，得以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接触，更给黄绍竑带来宽慰，黄绍竑写下一首《感时·调寄好事近》：
……昨育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
幸有一帆风送，报燕云消息……
6．周恩来深夜飞车
黄绍竑下了香山，就要乘飞机回南京复命。考虑到此行任务难当，黄绍竑又向张治中求援。张治中又加派代表团顾问屈武随行。屈武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可以由他委托于右任督促李宗仁签字。
黄绍竑、屈武之行关乎大局：如果南京签字，将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局面，大江南北不战而统一。如果南京拒绝签字，解放军必将渡江作战，那么，国民党必败不说，连代表团诸位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老蒋会拿他们泄愤。
时不我待，黄绍竑、屈武当夜出发。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长童小鹏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十六日这天，黄绍竑和屈武要乘飞机离平回宁请示和平协定签字问题时，周恩来工作很忙，但他觉得应当到西苑机场同他们做行前面谈。在途中，他几次催促司机钟步云把汽车开快一点儿，说一定要在飞机起飞前赶到。当黄绍竑等人正在登机时，周恩来及时赶到并在舷梯旁与他们谈了话。在回中南海的路上，他表扬了司机钟步云。”
表面看来，这又是周恩来礼貌待人的一段逸事。但是，当时伴随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却认为，周恩来深夜冒险飞车，一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成元功回忆，那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独自办公，身边只有成元功一人。
月光笼罩勤政殿，到处静悄悄。
已是深夜，正在办公的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叫成元功要北京饭店南京代表团的电话。通讯条件差，电话许久不通，周恩来急了，立即派成元功要车。成元功见周恩来着急，不敢多问，立即叫来司机。
已是深夜，只有成元功一人护卫，周恩来驱车离开中南海。这时，北平刚解放不久，特务活动还很猖狂，上级对周恩来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要求很严。成元功没有想到，周恩来命令司机直开西苑机场。从市中心的中南海到西郊的西苑有二十公里左右，远离市区保卫范围。成无功提醒周恩来：没有带警卫部队。周恩来却死盯前方，只是要求司机加速。见周恩来脸色沉重，成元功不敢再问，只是警惕地观察着前方。
吉普车飞驰，冲入黑暗。郊区公路没有路灯，路面颠簸，随时可能遭遇伏击或翻车。成元功紧握手枪，半身探出车外观察。周恩来却严厉地催促：“加速！加速！”司机钟步云是红军老战士，跟随周恩来多年，很少见他如此急迫，狠狠把油门踩到底。
吉普车飞驰，成元功偷偷看去，里程表上的数字，速度已经超过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
周恩来还在催促加快。
吉普车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发动，黄绍竑和屈武正走向飞机，送行人们向他们挥手告别。
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抢到前面，黄绍竑和屈武吃惊地发现，车门打开，从车上走下的竟是周恩来！
周恩来拦住黄绍竑和屈武，严肃地提醒：“请你们转告南京方面，和议签字，应该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
周恩来又把屈武拉到一边说话，成元功和黄绍竑踱步等待。
萧何月下追韩信，至今传为千古佳话。
周恩来月下追屈武，所为何事？
成元功知道，屈武是闻名全国的民主斗士。
五四运动，屈武是陕西学联派往北京的两代表之一。到京后，又是进入新华门谈判的十个学生代表之一。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傲慢地拒绝学生要求，屈武义愤填膺，以死力争，一头撞向墙壁，血流满面！消息传到新华门外，示威学生群情激奋。深夜一点，北洋政府不得不宣布拒绝在巴黎合约签字。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天下闻名，得到孙中山的当面称赞。后来，屈武成为陕西名人于右任的女婿，又与中共素有联系。
严格执行保密守则的成元功，自觉保持在不能听到谈话内容的距离，成元功也猜不到周恩来与屈武在商谈什么紧要的问题。
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后来还是从屈武的回忆录中找到——
周恩来急切地对屈武说：“听说南京决定派于右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