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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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150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800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06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90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1927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1949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1935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