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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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去挨家访问，个别说服，但仍旧毫无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这王同志是国家政权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打出的是“爱国”、“对政府的态度”等等吓人的名头。但“劳动模范”金根仍一口咬定没钱也没粮：　　

“王同志”，他大声喊起来，“你出去问问大家，我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米汤里连一点米花都看不见！　饶这么着，我们的米都已经快没有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心里就像滚油煎的一样。”　（p。110）　　

但王同志何等角色，钱最终还是被挤了出来，仅有的口粮也变作了慰问年糕。到了日子，金根挑着磨好蒸就的年糕，随着大队村民，朝村公所走去，而饿得舍不得离开年糕担子的小姑娘紧跟在父亲身后。就在那里，事情发生了：　看秤的王同志，不知是余怒未熄还是实情就是如此，刚说了句“斤两不足”，金根就嚷起来，别人也都跟着嚷——翻身农民不仅劳动“劲头”，他们的愤怒也“空前高涨”了。　　

接下来的是，饥饿的农民喊着“借米过年”“什么借不借，是我们自己的粮食！　”拥到就设在村中的政府粮库。忠于职守的王同志高喊着“人民财产动不得”，在混乱中被打了一扁担，情急之下（也许是训练有素地）成了第一个向人群实弹射击的人。几个村民丧命，金根受伤，他的小女儿在混乱中被踩死。　　

故事的结局是：知道绝无活路的金根自裁。而王同志则敏感地察觉出这或许是桩间谍案。就在他对乡民动刑，以期挤出一套可信的口供时，粮库失火了：　　　

民兵们挥动着红缨枪在那红光里冲过。内中有一个民兵坚持着说刚起火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个女人在黑影里奔跑，被他追着，一直把她赶到火里去了。　（p。163）　　

不用解说，没有读者会不知道，这就是金根年轻的妻。小说没有写王同志后来究竟是得到了提升还是遭了裁撤，但读者知道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嗜血恶魔，也不是一颗独笃定的没有思索能力的螺丝钉。作为一名执政党党员、一名站在第一线为共和国的钢铁厂、原子弹，或许还包括披挂着政治大义的堂馆和别宫刮揽资金的斗士，王同志也是有点小小的腹诽的：　　

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p。75）　　

而就在他子弹出膛、眼见人倒下去、血流出来之后：　　　　

“我们失败了，”他沉重地说。然后他又重复了一句，就像是他还是第一次说这话，“我们失败了。”　　

“我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开枪。”王同志惘惘地说。　　（p。139）　　　　　

虽然这枪不是开在天安门广场，不是开在全世界记者的摄像镜头前。　　　　　

与《金锁记》比，《秧歌》或许不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之作。她自己就说过：“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4＇　　乡下的人和事对她说来是陌生的，写起来当然艰难。比如，她显然没有弄懂村里的民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但艰难之下，为什么还要作呢，何不依旧只在上海灯火迷朦的老公馆里倘佯？　在《秧歌》的〈跋〉中，她对此其实已经有了交代：　“里边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她相信她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因为她相信人，相信“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我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说谎的习惯，也没有说谎的理由”。不仅相信，明摆在那里的饥荒和对明摆着的事实撒谎，还有为什么会有饥饿与为什么会撒谎，着实令她不安。因为，这桩桩琐事与她得自大场合大渠道的大声音大解说是太不同了，不由得使她“无法忘记，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并逼着她细细揣度她置身其中的新政权的本性。这一切在心中“潜伏浸润”久了，无由排遣，终于写出。　　

张是一个对大而无当的政治理念相当疏离的人，这从她对她的两任丈夫的政治倾向几乎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即可证之。她注重的只是各种各样理念的行为结果，即真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出于人的本性对周边发生的一切的反应。然而，再疏离，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从这名以细腻和鞭辟入里而见长的小说家身上失掉——或曰整风整掉或交心交掉——，诸如对美与丑的鉴别，对幼弱的同情，对恶势力的憎恶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想骗她、或者让她假装天真地为政治大义哪怕稍微捧捧场，怕都没那么容易，拿政协常委或者人大副委员长做饵也不成。　　

对《秧歌》和《赤地之恋》艺术成就（或非成就）的讨论可以暂置一旁。问题是，另一种声音终于发出来了，虽然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5＇。　　　

《秧歌》毕竟是小说。通过小说了解人生、了解历史，只能是间接的、感性的。更何况还是一家之言，这一家又是从未到过乡下的大小姐。不错，张爱玲无法与土生土长的浩然比，也无法与带了任务走下去，本身就是“同志”，可以尽情调阅资料的丁玲、周立波一干人比，当然更不能与喉舌们比。我们尽可以多听听，然后在心里对他们诸家做个比较。还好，就在文人与文学只能“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不甘与不擅围绕者，就到一边去弄风月，于是只能“常使读者带笑（嘲笑）看”的今天，终于有学者走出来了。于是，科学地分析土改，分析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已成为可能。最近已有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镶《日记摘编》已于今年发表（《史学理论》96—2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记。此外，正有严肃热诚，且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在有条不紊地就土改进行系列调查，立志将真实材料抢救出来。我们不必惋叹《秧歌》的贡献有限，尤其是，张爱玲若能读到这批资料，当不会太感寂寞——当她的一颗种子被风吹开去，在陌生的坚土上摸索着扎根的时候。　　

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小文已不可能细述另一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中对土改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张不同，韦是老党员、老革命，在中国的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她的《洗礼》和《母与子》，但不知有没有人指出过，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谀词之大全的《怀念乔木同志》中，她是唯一一个说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两个小地方是，在《秧歌》里，张爱玲给一个最最不堪、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胜——这是毛主席于1947年机智无畏地与胡宗南在陕北捉迷藏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化名，后来他的妻、女的名字也都是缘着这个姓取的（李进、李敏、李纳）。笔者倾向于《秧歌》的作者并不知这一切，坏蛋与伟人名字相同，碰巧罢了。但还有一处，即这本《秧歌》的责任问题：　谁都知道，这小书不卖犹可，只要一上市，接着来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惩处。谁来顶雷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国兴致盎然地在注视着，只好找编者。翻开书找找——责任编辑：　李鹏。这回，再说“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种种好处，决定再买两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书摊小贩打问，被问到的不是一脸茫然就是一脸惶然，当然诡秘者也有。我当即决定，赶快回家把我的两本密藏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这书从上市到今天，也快有半年了吧，怎么一点火药味也没有闻到呢，冷枪也未见放——如对付《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那样。　　

或许，正如策划者当初所料：托了李鹏先生的大福？注释：　　

＇1＇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　　

＇2＇　《凯歌行进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　分别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和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　张爱玲：《写什么》　　

＇5＇　最近有幸听到一位在这边正红得炙手的也如张爱玲当年那么年轻的女小说家对社会人生创作等等所发的议论。当被问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时，她笑起来，倩兮盼兮间透出怜悯与鄙夷：“责任？那不是太低下了？”　　
　



　　　　　　
　

《东方红》始末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整整五代，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无不被这支歌包裹：或被感动、或遭折磨。其实大多数人已经不被感动或者折磨，他们早已在无尽的刮噪中麻木了。至于外国人，要么对中国歌曲一无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1943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1945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