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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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蔬园不盈十亩。”（《陆（九皋）修职墓表》，同上卷28）他们主要是靠开药店的生意来维持生活。不过，这个没落的官僚世族家庭，传到陆九渊这一代，由于他的二哥陆九叙善于经营，经济状况又大有好转，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陆九渊的父亲名贺，生九渊兄弟六人，陆九渊最小，他的四哥九韶、五哥九龄，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理学家。陆家也是世代崇尚儒学的书香门第，陆九渊的高祖陆有程，就是一位“博学，于书无所不观”的学者；曾祖“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其祖父陆晋“好释老”；其父亲陆贺也是一位典型的儒生。（上引均见于《象山全集》卷27）

　　　　陆家世代谨守礼义，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家族。九渊的父亲陆贺“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乡里。”（同上）完全按照封建制度的礼仪来整治家风，后来孝宗皇帝赞扬说：“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象山全集》卷36《年谱盯这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家族，在《宋元学案》卷57中有如下介绍：

　　　　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陆九韶）以讽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是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上述介绍表明，家规十分严格的陆氏家族，是完全按照宗法制度管教族人。陆九渊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封建礼教之代表人物，由于他能严格奉行这个制度，所以《年谱》说他“事继母（其生母早在他幼年时即逝去），与诸兄曲尽孝道。”由于九渊兄弟有孝亲的名声，所以其一家都受到宋孝宗的赞扬。

　　　　陆九渊自幼聪明好学，是一个早熟儿童，《行状》说他幼年时期不喜欢游玩，“敬重如成人”。他善于思考，“遇事物必致问”，三四岁时，“一日忽问：‘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寝食。”五六岁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问人曰：‘伊川之言，奚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上引均见《象山全集》卷33《行状》）开始怀疑程颐的学说，认为同孔孟不一致。这说明他很善于思考，在学习中能够提出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权威的束缚。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对他后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自成一家，有着重大的关系。

　　　　勤学好问和早熟的陆九渊长到十六七岁时，更是少年气盛，能为国事担忧。《年谱·绍兴二十四年》，陆九渊16岁：“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之事”，便慨然剪去长长的指甲，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并且说道：“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可为耻。”（《象山全集》卷36）从此便立下了抗金复国之志。所谓“中国夷狄之辨”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然其反抗侵略、恢复统一的要求，则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对于那些不关心国家安危，只顾眼前享乐、但求苟安一时的无义之徒，他深以为耻、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赞的。

　　　　　　　　　　　　　　　　　　　　　　二、功名早成　　治理荆门有政绩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陆九渊参加乡试，以《周礼》中举，名列第四，考官王景文对他的考卷内容十分满意，笔批说：“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这表明，青年时期的陆九渊，不仅学问很好，并且已经成熟了。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再参加乡试，又以《易经》中举。次年赴京应南官试，一举中了进士，当时主持南宫的考官就是吕祖谦，他早闻陆子静之名，敬其人而爱其文。事隔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那时看了你的高文，顿觉心开目朗，就知道作者是江西陆子静了（《象山全集》卷33《行状》）。此后，陆九渊在学术界的名声更大了，“时俊杰咸从之游，先生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寐。”（同上）从这以后，他开始了讲学生涯，同时也进入了仕途生活。

　　　　中进士后，于宋孝宗淳熙元年授迪功郎、兴隆府靖海县（今江西靖安县）主簿。淳熙九军（1182年）又被推荐为国子正，到太学任教，接着再迁敕令所删定官（担任修订法令之职）。淳熙十三年（1186年）冬，主管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安县）崇道观。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荆门年（治所驻今湖北荆门县，下辖荆门、当阳二县）。当时的荆门距金人治区不远，他听说金人有南侵之意，仍然携带家眷赴任，表现了他热心报国之决心。荆门地区位于长江以北、汉江以西，境内民情复杂，吏风不良，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陆九渊与罗春伯的信中说：“不少朝夕，潜究密考，略无稍暇，外人盖不知也，真所谓心独苦也。”（《象山全集》卷15）。在荆门任职期间，陆九渊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件事，为了防御金人南侵，修筑了荆门城池。荆门素无城池，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之地，在当时也是第二防线，地处长江、汉水之间，为四方云集之地，于此地加强防御，可以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隋、郢（指湖北隋县至江陵一带）之胁，西当光化（在今湖北西北部）、夷陵（今湖北宜昌）之要冲。他认为，只要荆门强固了，周围地区才有安全感。在筑城过程中，陆九渊亲自到现场督工，经过一番努力，用较短时间，一道新的荆门城墙和护城河终于建成了，这就加强了荆门地区的国防设施。此外，他又组织了烟火队，加强了抗金实力，维持了地方秩序。

　　　　第二件事，在修筑城池的同时，又修建了郡学贡院和客馆官舍。

　　　　第三件事，整治了军士的逃亡现象，整饬了公务人员的纪律。

　　　　第四件事，改进了税收工作，简化了税收制度，减轻了商税，制止了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勒索，招来了四方客商，繁荣了市场，使商税有所增加。

　　　　此外，他在荆门还积极进行了讲学活动。每逢朔望及暇日，都到府学去讲课。一次，他讲《洪范》《皇极》一章时，竟有吏卒、士人和百姓五六百人听讲。

　　　　陆九渊本来想在荆州施展抱负，但上任仅一年零三个月便病死于住所。短短的一年，就作出了很多成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在此，士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学者，郡无逃卒，境内盗贼决少，有则立获，溢碟有无以旬计……”。（《象山全集》卷17《与邓文范》）在任期中，他做到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续资治通鉴》卷152），受到当时丞相周必大的称赞。《宋史·陆九渊传》说：“丞相周必大赏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陆九渊深有体会地说：“大抵天下事，须是无场卷之累，无富贵之念，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底人，方说得来有筋力。”（《象山全集》卷6《与吴仲诗叮当然，陆九渊毕竟是一位学者，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不是官吏，而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鼎鼎有名的“心学”开创人。

　　　　　　　　　　　　　　　　　　　　　　三、传经论道　　创建心学成一家

　　　　自公元1172年中进士之后，陆九渊便开始了他的授徒讲学生涯，即使在做官的任期中，也没有停止过教学和学术活动。

　　　　刚中进士客居临安时，就有许多士人慕名前来求教，陆九渊“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全集》卷33，《行状》）。首先向他拜师的人，就是富阳主簿杨简。他于秋天回到金溪老家时，“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日盛。”（同上）在家候职三年中，将家中的槐堂辟为讲学场所。在此期间，便确立了自己以“本心”为其学说基本范畴的理论思维方向，从事“心学”体系的建设，很快便树立起同朱熹以“理”为中心范畴相对峙的“心学”派别。由于陆九渊在宋代新儒学中独树一帜，积极宣扬了“心即理也”的心学本体论学说，顿时就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有鉴于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全集》卷36《年谱》）企图通过互相交流来调和两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请了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与会者除陆氏兄弟和朱熹、吕祖谦四人之外，还有赵景明、刘子澄、赵景昭等人。

　　　　“鹅湖之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即治学和修养方法问题。据记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同上）。

　　　　讨论一开始，陆氏兄弟便各做一诗以表白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诗中称自己的为学之方是“易简功夫”，讥讽朱熹的治学方法是“支离事业”。朱熹听了二陆的诗，虽然很不高兴，但仍坚持讨论了三天。最后，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鹅湖之会以后，“理学”和“心学”之分就十分明显了。

　　　　所谓“易简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树立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通过“切己自反”来“发明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全集》卷34语录上》）。所谓“支离事业”，是指朱熹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去认识与掌握“天理”的方法，陆九渊称此种方法为“支离事业”。在陆九渊看来，“易简功夫”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久大”功夫，“支离事业”毕竟是时浮时沉而不可靠的。

　　　　尽管双方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讨论，仍然是一次自由讨论，彼此都能各抒己见，并未出现水火不相容的现象。由于双方都能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自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二人常有书函来往，交流意见。特别应该提到，在鹅湖之会五年之后，陆九渊带领了几个学生去拜访朱烹，当时朱在南康做知州，主办了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当陆九渊到南康时，朱亲率同僚、诸生迎接。在此期间，还对陆表示了爱慕之情，为其兄九龄撰写了墓志铭，还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作了精彩发挥，听者无不为之所动，给白鹿洞书院的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赏赞赏陆的讲演，他写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棘然动心焉。”（《朱文公集》卷81）当时，又请陆九渊将此次讲学之讲词书写成文，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分讲义。

　　　　关于朱陆之间在学术上的辩论，在前面的《朱熹》评传中已有所述评，这里应该补述的，是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评价中表现了陆九渊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见。当时的宋高宗赵构把北宋的衰微归之于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