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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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明分”以什么为准则呢？荀子的回答是礼义。他说：“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认为“义”是“分”能实行的根据。又说：“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礼是最大的“分”，所以荀子认为“明分使群”，不可少顷舍礼义（《荀子·王制》人

　　　　作为礼义的具体体现的这种“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它指的是社会的分工分职，即“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荀子·王霸》）为什么要分工分职呢？荀子指出：

　　　　　　　　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

　　　　富国》）

　　　　“相高下，视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具，君子不如工人”（《荀子·儒效》）。而君子，虽“非精于物”，却能“精于道”（《荀子·解蔽》）。所以，人类社会无论农人、贾人，还是君子、工人，都缺一不可。这种重视社会分工的思想，与孟子是一致的。

　　　　第二，“分”又是社会伦理关系。荀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是永恒的，是宇宙的“大本”。对于这些伦理关系的每一个社会角色，他都依据礼义，作了规范性的界定。一句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各有别，这里的伦常关系是不能逾越的。

　　　　第三，“分”的核心是等级关系。荀子讲的土农工商的分工分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都贯穿着等级之分。分等级是荀子“明分”的核心。土农工商虽说是一种社会的分工分职，但荀子认为其中有贵贱之等，士为贵，农、工、商为贱；有君子、小人之等，士为君子，农、工、商为小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荀子之所以视之为伦理关系，也是从贵贱之等、少长之等出发的。荀子认为，对不同等级的人，应该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而“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

　　　　荀子所谓“分”，不但指政治上的等级区分，还包括对分配物质财富的“度量分界”。这种“度量分界”完全是一种适应等级制度的分配原则，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富国》）。荀子认为要解决“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的矛盾，就必须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方面，“制礼义以分之”，确立按照贵贱等差，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分配的“度量分界”，按照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分配物质生活资料，有区别地满足人类欲望，“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所以，荀子的所谓“分”，不仅是社会等级的差别，同是也是对于不同等级的财富占有的保障。前者是为建立封建政治秩序而言的，后者是这种等级制度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体现，使生活资料的分配有个界限和标准。

　　　　这种贯穿着森严的等级区别的“分”，荀子认为是不齐之齐，不平之平，是合乎“人伦”，顺乎“天理”。荀子看到了“明分”对“使群”的必要性，肯定了社会等级制的存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等级的“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颁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之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可见，在荀子的眼中，“分”固然重要，但职位的高低、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却是可以改变的。变与不变，就取决于是否能服从礼义和是否贤良。他说：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

　　　　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

　　　　我哉！（《荀子·儒效》）

　　　　只要掌握礼义、实践礼义，贱可变贵，贫可变富，上可成为圣人，下可成为士君子。这种“分”的改变，谁也禁止不了。由此可见，荀子的“明分”既具有肯定社会等级制的内容，也含有社会等级制可变的思想。这样，就将“明分使群”说建立在一个较为进步的基础上。讲荀子的“明分使群”说只强调其肯定等级制的一面，忽视其等级制可变的思想，是有片面性的。

　　　　　　　　　　　　　　　　　　　　　　　　　　　　　　四、天人之分

　　　　荀子是第一个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明确地对天给予自然的解释的思想家。天是什么？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就是唯一实在的物质世界。他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火召），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

　　　　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夭。（《荀子·天论》）

　　　　天就是恒星运转、日月照耀、四时变化、阴阳风雨、万物生成。这种天，也就是运动着的物质自然界。

　　　　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什么呢？街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

　　　　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荀子这里把自然界分为五个层次：“最为天下贵”的最高层次是有气、有生、有知、有道德观念的人；第二层次是有气、有生、有知而无道德观念的禽兽；第三层次是有气、有生而无知、无道德观念的草木，即植物；第四层次是有气而无生、无知、无道德观念的水火，即无机物；第五层次也即最基本的层次是构成所有这一切的物质元素——无生、无知、无道德观念的气。这样，荀子就把无机界同有机界、人类同自然界的物类在“气”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荀子不仅以“气”为万物的本源，而且还对形神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

　　　　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

　　　　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天官”、“天君”这些自然形成的形体、器官，是人类精神泛动的物质基础。“形具而神生”，先有了这些物质的形体，然后才产生了精神活动。这样，就揭示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这是先秦时代关于形神关系最卓越、最深刻的理论成果，是荀子对古代形神观的重大贡献。

　　　　荀子还进一步揭示了宇宙运动变化的原因：“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这是说天气和地气相结合，产生万物；阴阳二气的接合和交互，引起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这是从气本源说出发，从事物自身的矛盾来揭示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原因，进一步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排除了主宰之“天”的存在。

　　　　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那么，自然界有没有它固有的必然规律呢？荀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天论》第一句就说：一天行有常。”又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这些命题尽管表述有异，但其旨皆同，都是肯定自然界有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什么？荀子说：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

　　　　天论》）

　　　　天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规律性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愿、好恶为转移的，它具有永恒性、客观必然性。一方面，人们不能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成分、主观的性质附加给自然界；另一方面，天也没有任何主观的私怨私德，它不能干预人事。因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天道并非人道，自然界的规律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这种思想，就是所谓“天人之分”说。

　　　　从此出发，荀子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并不取决于自然界。他说：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

　　　　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藩长于春夏，蓄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

　　　　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

　　　　是又离桀之所同也；禹以治，莱以乱，治乱非地也。（《荀子·天论》）

　　　　天、时、地等自然条件，在大禹和夏桀的时代是相同的，但社会政治却有一治一乱的不同。这种比较说明社会的治乱主要不取决于目然，实际上已把社会治乱的根源由“天命”转移到人事上来了。

　　　　荀子提倡“天人之分”，强调天不能干预人事，天道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但他又认为天、人之间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面，只不过这不是天支配人类社会、主宰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社会利用和主宰自然界。两者之间，人是主动的，天是被动；人是治者，天是被治者；人是有意识的主体，天是无意识的客体。

　　　　荀子的这种思想，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界。为此，他提出“天养”、“天政”的概念。他说：“财（裁）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同上）“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人与自然界，就是养与被养，假与被假的关系。他还进一步论述：“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荀子·天论》）“天养”只能“顺”而不能“逆”，这个自然原则说明，自然界尽管是消极而无意识的，但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人类的生活起着客观的制约作用。因此，人类对自然界，“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同上），思想和行动只能适应其规律，而决不能违反它。

　　　　二是主张积极地制天命，裁万物，做自然的主人。荀子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一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荀子·王制》）君子，就是自觉的人。天地生君子，也产生其他的人和物类。街子认为，与其他的人和物类相比，君子最大的特点是“理天地”。也就是说，君子和自然界的关系是理和被理的关系，君子不是匍匐在自然界膝下的奴仆，而是自然界的主人。这种“理”，荀子也称之为治。《天论》说：“天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之时、地之财对人类生活有所制约，但这种制约是无意识的，而人类之治，却是主动的。这种“理”、“治”不但有顺应自然之意，也有改造自然之旨。

　　　　如果说，荀子以人文世界主宰自然世界的思想在以上表述中还不太明晰的话，那么，在《天论》的这两段话中，就再也不会产生歧义了。“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这是说，只要人们掌握和认识了客观规律，人类就能主宰自然界。“官”和“役”正表达了人类对“天地”、“